法官查找涉案车辆以失败告终

车海猎“赖”银行求助私人侦探

法院车贷案件执行难题正在破解

李云虹

　　“被执行人难找，涉案车辆难寻。”车贷案件，深深困扰执行法官。

　　从线索获知、奔赴执行现场到顺利执行，耗时近5个小时。本刊全程记录下的这起车贷执行案件，竟是法官“相当顺利”的一次执行行动。

　　中侦网消息:为打破“执行瓶颈”，尽快追回放贷资金，银行求助于调查公司，搜寻车辆线索的“职业追债人”应运而生。这些“城市猎人”，隐藏于京城各个角落，全神贯注地“盯”着涉案车辆的行踪。

　　靠“职业追债人”这只“援手”，京城多家法院的车贷案件执行难题正在破解。

　　一起“老赖车”案执行目击记

　　提要：本刊记者目击了一起追踪“老赖车”的执行全过程，再现从涉案车辆觅得踪迹至被执行回法院的全过程。

　　背景：

　　从2000年开始，国家政策鼓励汽车消费，激烈的市场占有率的争夺在银行间展开，银行车贷门槛因此越降越低。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人资质审查相对宽松，有的银行一接到合同就放款，有些贷款人甚至一年之后才将相关手续交到银行。

　　我国自1998年推出车贷险业务以来，汽车消费信贷年均增长率超过200%。但从2001年开始，车贷险经营风险日渐明显，部分地区的车贷险业务赔付率高达100%以上。2003年保险公司实行防守战略，收缩车贷险业务，其直接导火索是车贷预期坏账率陡增。

　　保险商愤然退出车贷险市场，银行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003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查在各家银行内部展开。当年，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几乎同时开始对自2000年以来办理的汽车信贷业务逐笔清查，部分银行甚至暂停车贷业务。

　　从2003年至2004年，轿车从收“加急费”沦落至“降价”，厂商陷入“降价-销量无改观-再降价-效果有限-降价频繁”的死胡同。

　　2004年下半年，当银行汽车贷款的门槛纷纷提高的时候，车市开始趋淡。厂商们发现，贷款买车难了，买车的人少了，产能却在扩大，不降价就会增大库存、增加经销成本，完不成年初制定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法院的车贷案开始激增。

　　整装出发

　　2008年3月25日下午2点20分，北京市西城区执行庭庭长胡健的电话响了，显示的电话号码如此熟悉，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而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胡法官，我们发现了一辆涉案车辆自动挡的奥迪A6型轿车，车牌号是……目前正在怀柔区，你们得派人去执行。”没过多久，北京市威远运通管理顾问公司的调查员张新(化名)便出现在了胡健面前。

　　合作多年，早已心有默契的胡健立即将执行任务分派给了法官乔宏冰和刘双景。胡健打电话联系车辆以及法警。这次的执行地点在怀柔，距离西城法院比较远，因而胡健配备了7名法警。尽管如此，胡健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2007年年底，执行法官在昌平区的一次扣押涉案车辆过程中，由于被执行人拒不让法官将车辆扣押，因而发生了口角，演变成了一次“围攻事件”。当时，胡健只派了4名法警。

　　最终，危机被化解了，但那次任务却成了胡健心中的一个疙瘩。“只要执行地点比较远，我都会多派法警，以备不测。”他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法官乔宏冰一听有任务，立即精神十足，他熟练地从办公室的柜子内取出3台对讲机，而这3台对讲机也早已充满电，随时待命。法官刘双景则调出该辆汽车的执行案卷，带着相关手续，蓄势待发。

　　2点35分，法官、法警以及张新等人一行10余人准时从西城法院出发。临行前，胡健还不忘提醒法官们“注意安全！”，这4个字几乎成了他每次执行前必说的一句话。

　　获知信息

　　两辆法院执行车开着顶灯，奔赴怀柔市区。

　　在车上，法官刘双景不忘抓紧时间，翻看执行案卷。

　　现年已60岁的江某于2003年7月18日，在北京银行官园支行办理了车贷，购买一辆奥迪车，总价为53万余元，向银行贷款45万余元，贷款5年，月还款额为8500余元。但从2004年7月20日起，江某就未按期还款。北京银行官园支行于2006年将江某告到西城法院。西城法院于2006年11月8日下达判决，判决双方解除购车合同。

　　判决生效后，执行庭法官比较顺利地将江某2003年购买的奥迪车扣押，该车评估为25万余元，截至2008年3月25日，江某还欠银行23万余元。

　　北京银行官园支行因此委托北京市威远运通管理顾问公司(以下简称“威远公司”)负责追查江某名下的其他资产。

　　威远公司接受委托后，“动用我们的资源网络，开始搜查江某的资料”。据张新介绍，“通过我们内部的信息渠道获知，江某名下还有另外一辆黑色奥迪A6型轿车。”

　　2008年3月20日，威远公司的调查员在北京南三环“寻车”时，突然发现了此辆奥迪车。“调查员一边随即跟踪其后，一边将情况反馈给了公司。”公司立即派出了第二队调查小组继续跟踪。

　　奥迪车开往南三环的某汽车修理厂，随后，奥迪车便停靠在修理厂内。调查员实施了卫星定位监控。

　　2008年3月20日傍晚，坚守在角落中的调查员突然发现涉案的奥迪车开动了。随即，调查员立即按照奥迪车的行车路线进行跟踪。

　　奥迪车渐渐驶出了北京市区，奔向怀柔区。调查员第一时间将这一信息告知了威远公司负责人。

　　晚上，奥迪车停靠在怀柔市区某路边，直至第六天的3月25日，该名调查员蹲守在阴暗的角落时刻注视着车辆的行踪。

　　顺利执行

　　3月25日下午4点左右，颠簸近两个小时后，法院的执行车终于抵达怀柔市区，在某加油站附近，威远公司的张新便下车了，而法院的车辆停靠在路边。

　　此时，张新正下车联系威远公司负责蹲守的调查员，跟其取得了联系后，张新再次回到车上，指挥执行法官奔赴涉案车辆奥迪车的具体所在地。

　　就在距离滨湖北街不远的路边，执行法官见到了这辆涉案的奥迪车。

　　执行法官颇有经验地将一同前往的两辆法院车辆一前一后将奥迪车围住，呈夹击式停靠。法官、法警下车开始寻找奥迪车的车主。

　　近半个小时，执行法官、法警都在附近挨家挨户地查找车主。此时，执行法官乔宏冰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找不到人，法官只能在此地蹲守了，直到发现车主为止。”

　　在附近的一间旅馆内，执行法官比较幸运地找到了驾驶该车辆的人——北京某汽车修理厂的工作人员韩某以及他的女朋友王某。

　　没有见过这个架势的王某吓得脸色惨白，一个劲儿地问法官：“我老公怎么了？你们干啥抓他？”

　　“我们是西城法院执行庭的法官，这辆车的车主欠银行20多万元的贷款没有还清，我们依据法律规定，对这辆车实施暂扣。”

　　经过执行法官一番详细的解释后，王某明白了，但她的手依旧在微微颤抖。紧张、焦虑的她甚至忘记自己只穿了一条秋裤便跑到路边——奥迪车的旁边。

　　韩某告诉法官，“这辆车不是我的，是送来我们修理厂维修的，我想正好是周末，就开着这辆车带女朋友出来兜风，没有想到遇到了这件事！”

　　在涉案车辆奥迪车前，韩某拨通了车主的电话，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执行法官刘双景早已将具有法律效力的扣押证明开具好，等待着韩某、王某签字。

　　此时，奥迪车前已经有不少围观的群众，法警一边让众人散开，一边将涉案车辆团团围住。

　　韩某打电话一打就是十来分钟，法官一边耐心地等着，一边向他的女朋友王某解释，“你们需要在这个扣押证明上签字，这个具有法律效力。将来车主找你们要车，你们就将这个扣押证明交给车主，让车主去西城法院执行庭。”

　　将近20分钟后，王某终于在扣押证明上签上了名字。签好后，还不忘再次叮嘱法官，“我们就将这个扣押证明交给车主，这个没有我们什么事情，是吧？”

　　法官刘双景回答她道：“是，你们将这个交给他，他就会明白的。”

　　在王某签字的间隙，法官乔宏冰拿着DV，将涉案的奥迪车仔仔细细地拍摄一番。

　　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威远公司的两名调查员都远远站在一边，沉默无语，不与被执行人正面接触。他们两个人只是静静地看着，犹如两位事不关己的旁人一般，面无表情。

　　下午5点左右，执行法官们办理好一切手续后，伴着落日的余晖，一行10余人“载”着被执行车辆朝着北京的方向驶去，奥迪车行驶在两辆法院车辆的中间。

　　回京的路上，法官、法警的表情都轻松了许多。

　　尽管抵达西城法院已临近7点，但在执行法官乔宏冰看来，这次“颇为顺利地完成了执行任务”。

　　2008年3月25日下午1点3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办公室内，本刊记者见到了该院执行庭庭长胡健。在采访中，他说得最多的便是“被执行人难找，涉案车辆难寻”。而在采访当日，该院执行庭的“涉案车辆又上来100余辆”。

　　执行困局

　　在众多执行案件中，最令胡健烦心的便是车贷案件。“车贷案件难执行，最多一年有600～700件车贷案件”。

　　接手车贷案件后，执行法官首先会出现在北京市机动车车辆管理所，将涉案车辆的所有信息予以冻结。“这一项工作相对于案件的执行而言，太简单了”。但现实是，涉案车辆被“冻结档案后，除非是车辆违章，警察拿POS机查，才会查出并将车辆扣下。就连去车管所验车，都无法实现联网。涉案车辆该验车还验车，不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

　　实践也证明，通过车管所来发现涉案车辆如同凤毛麟角。

　　执行法官会进一步拿着银行提供的基本信息予以核实。“银行提供来的基本信息也仅限于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但银行“当时并未亲自去审核，而是委托给了担保公司、经纪公司。而有些担保公司、经纪公司为了多推销出去车辆，因而更疏于审查”。

　　而此时，执行法官们便会陷入泥潭，“按照现有的信息，根本找不到人，有的是因拆迁造成了人户分离，有的是信息不正确。”被执行人无从查找，而涉案车辆也不见踪迹。据胡健庭长介绍，经他们手处理的车贷案件有80%以上都“找不到人和车”。

　　“背车族”的涌现，也是执行无头绪的原因之一。“不少车贷案一看就是假买车的，比如用农民的身份证买车等。法院如果按购车合同，根本找不到贷款人。”胡健告诉记者，“别看满大街的车辆飞驰，但查找起来，却如同一道壕沟般难已跨越。作为执行人员，能采取的手段很有限。”

　　据胡健法官介绍，他们曾经尝试过，让法官去查找涉案车辆，“但成本太高，难度太大”。最终，尝试以失败告终。

　　“现在，对于车贷案件，唯有发动群众来查找涉案车辆的线索。”据了解，海淀法院也曾多次尝试过向社会悬赏公开征集线索，“效果也并不好”。

　　涉及车贷的案件，“往往是将车辆找到暂扣后，由于车辆贬值得厉害，造成涉案车辆的残值已经不足以偿付贷款金额，那么，只能再继续寻找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线索。”案件也得以延续——“案子未结，执行还得继续”。

　　但对车贷案件执行而言，最为关键的便是“有线索”。

　　原因探究

　　造成车贷案件大量积压的原因，在胡健看来不外乎两个一是购车者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二是当时银行信贷的审批把关不严。

　　在胡健的案头，堆积如山的车贷案件中，“主要集中在‘非典’时期，由于‘非典’的来临，很多人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收入状况，贷款购车”。而一旦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便会造成无法按时还贷。

　　2003年至2004年间，银行对于车贷类的贷款审批不严。据了解，“当时，有些银行的员工有所谓的放贷指标，一年内需要放贷多少多少。同时，银行在审查把关时也不严格，并没有入户进行调查，其贷款者的绝大部分信息来自于担保公司”。但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都与卖车的‘合谋’”。某些担保公司、经济公司“为了多推销出去车辆，对于贷款者的收入情况疏于审查”。

　　在办案过程中，胡健也碰到过一个“怪现象”。贷款买车者本想贷款买辆捷达车，将手续委托给了一家担保公司，结果该担保公司在去银行办贷款时，未按捷达车来办贷款，而是按购买一辆奔驰车办理了贷款手续。“我们费劲地将贷款者找到后，贷款者说，我就贷款买了辆捷达车。可银行方面提供的手续却是辆奔驰车”。此时，“从银行贷出来的钱远远高于这辆车的现价，而担保公司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据业内人士分析，担保人之所以在中间做手脚，道理很简单，消费贷款相比商业贷款利息要低得多，而且银行对其商业贷款审批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难免有人利用这种手段取得贷款投资于其他项目。

　　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另一个情况是，购车人委托担保公司，将钱款交给了担保公司，但某些担保公司并没有把钱交到银行，而是“私吞”了。在办案过程中，此类案件也能碰到。

　　“我们法官找到了车主，车主却说，将钱交给了担保公司，但担保公司并没有将钱交给银行，且担保公司找不到了。现在我们这里就有十几家担保公司找不到了。另外，有些车因欠银行的钱，被担保公司收走了，担保公司又没有将车交还给银行，造成车子下落无从查找。”

　　第三种情况是，受到车市的影响。在2003年、2004年间，汽车的销售价格相对较高，而现在，汽车降价幅度很大，“有些人也在盘算着，我不还银行的钱，拿着剩下的钱买辆新车都绰绰有余了，因而拒绝还贷”。

　　第四种便是被执行人纯属恶意。“他们贷款卖车后，便将车辆抵押出去，套一笔钱”。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找到后，“他说，车子没有在手中，而是抵押给了谁谁谁”。这类案件也不在少数。

　　突破困境

　　就在记者前去采访胡健庭长的前一天，该院成功执行回来一辆2005年贷款购买的车辆。据了解，“目前，我们手头还有2003年、2004年的案子”。

　　“由于车贷案件涉及各家银行的自身利益，银行会委托专门的追车公司、信息调查公司来查车辆的信息，虽然这个方法比较笨拙，但效果却出奇地好。”胡健告诉记者。

　　据胡健介绍，2007年下半年，利用调查公司提供来的线索，西城法院共追回六七十辆涉案车辆。

　　为了尽快将扣押的车辆变现，挽回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2007年年末，西城法院举办了欠贷车辆专场拍卖会，参与拍卖的100余辆涉案车辆中，有近三分之二是靠调查公司提供的线索追回的。

　　一些银行委托调查公司进行查找车辆的线索，当调查员发现线索后，会第一时间将消息反馈给法院，“法院针对车贷案件有一套快速反应机制”，在为其所开辟的“绿色通道”之下，法院立即安排执行法官以及法警奔赴现场，到现场扣押涉案车辆。

　　在胡健的印象中，调查员最多一天提供来了4条线索，作为庭长的他立即“派出去4拨人去扣押涉案车辆”，加上法警总共派出去了20多人。而那天法院的执行庭的办公室最为宁静，唯有胡健一人“坐镇后方”。

　　在实际办案时，法官经常遇到扣车时的驾驶人并非实际贷款人，甚至于驾驶者明知其车辆“底细”而购买。

　　前不久，西城法院执行法官就执行回来一辆9成新的自动挡帕萨特。其被贷款人以10万多元的价格卖出，帕萨特的购买者知道此车为欠款车辆，知晓其无法过户，但低廉的价格仍旧诱惑着购车者购买了这辆帕萨特。

　　扣押回来的涉案车辆中，最多的一辆车的违章扣分高达90分。

　　在胡健看来，有了“调查员”提供来的宝贵线索，使得曾一度搁浅的车贷案件重新恢复“起色”。法院不干涉银行委托专业公司的做法，只要线索的来源和取得过程是合法的，法院还是持鼓励的态度。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多家法院的部分疑难车贷案件执行线索都是银行雇用专业调查公司获取的，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法院的有限司法资源。而法院发布执行悬赏公告也意味着对民间调查的默认。

被誉为“城市猎人”的职业追债人，不是警察却也像警察一样跟踪蹲守；

不是法官却在不断追寻被执行人线索；不是私人侦探却查寻车主个人情况。

　　2008年3月26日下午1点半，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附近的某大厦内，记者见到了北京威远运通管理顾问公司(以下简称“威远公司”)的总经理金芮(化名)。30多岁的她，一头浓密及肩的卷发随意地扎成个马尾，身着军绿色的迷彩服暗示着她出自于军人家庭。

　　沙发前的茶几上，功夫茶的用具一应俱全，透着一丝古朴的韵味。而她也坦言，唯有小酌香茶，才能理清思绪。经其一番娴熟的洗杯、落茶、冲茶、倒茶、点茶等操作后，顿时，屋内茶香四溢。

　　背车号

　　出生于军人家庭，造就了金芮倔强的性格。高中毕业，她就被父母送去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她，曾任职于美国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担任亚洲区投资顾问，“主要做的是处理不良资产”业务。

　　5年的海外从业经验，“完成了原始积累回国后”，金芮感觉“还是要在国内从事这一行业”。

　　而此时，“国内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街面上涌现了不少豪华轿车：奔驰、宝马、奥迪……而此时，银行开始大量发放车贷。当金芮走进汽车市场调查时，发现贷款购车的手续很简单、容易，审查不严。而此时，国家的信用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她预感不久的将来，中国汽车贷款领域将发生严重信用危机。很快，她说服了合伙人，着手成立了威远公司，等待时机到来。 　　2004年，车贷问题开始爆发。“当年，只有一些大的担保公司委托我们来查车辆，直到2005年，才陆续有银行委托我们公司追查车辆线索。”金芮回忆道。

　　在金芮的脑海中，无法挥散自己第一次见到涉案车辆时的激动与紧张。

　　当时，公司的业务还很少，“只20来个车号”。由于天天琢磨着这些车号，尽管“没有下意识地记车号”，车号也早被刻在了脑海中。

　　一天晚上，金芮去东城区某餐馆吃饭，结果发现停泊在身边的汽车车号如此熟悉。金芮迅速打开书包，拿起随身携带的记有被执行车辆车号的纸，进行对照。结果发现，这辆车的车牌号与纸上所列的车号完全相同。

　　当时，处理追查车辆必须要担保公司到场，因而，她拨打了担保公司的电话。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随后便到。

　　此时，紧张与兴奋迅速占据了她的大脑。躲在自己车里注视着追查车辆的金芮“老是觉得车主在某个角落注视着自己，浑身很不自然”。

　　不久，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拿着所有的手续赶到了现场。而“我们只是在旁边看着”。

　　这件成功的案子，引发了金芮的思考，她感到“数据库太重要了”。从此，便引出了公司一直坚持的工作方式之一：要求员工背车号。

　　商债管理师

　　威远公司的调查员在民间，常常被称为“职业讨债人”。而金芮更愿意称呼他们为“商债管理师”。她和她的员工正在通过规范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变人们对商债管理公司的传统认识。

　　她说，首先威远公司只接受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委托，同时委托业务必须是进入相应的司法程序，不接受私人债权纠纷的委托，这样既能保障委托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又缩短了金融机构对于不良贷款核销和清收工作的周期，同时也节约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比较低廉。另外，除了业务范围限定很死外，对公司员工素质要求也非常严格。

　　他们不是警察却也像警察一样跟踪蹲守；不是法官却在不断追寻被执行人线索；不是私人侦探却查寻车主个人情况。

　　金芮：“87098。”

　　调查员：“两辆，一辆帕萨特，一辆奥迪。”

　　金芮：“4890。”

　　调查员：“帕萨特。”

　　金芮：“几辆？”

　　调查员：“一辆。”

　　金芮：“什么颜色。”

　　调查员：“黑色。”

　　这样的考核随时随地会在公司二部进行。据了解，公司二部主要任务是“查找线索”，现有的20余名员工，所有的人都需要背车号。

　　二部员工的日常工作就是驾车在如流的车海中查找线索。据了解，该公司在汽油费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每月1万余元。

　　此外，二部员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网”——兼职信息员。每天与兼职信息员“碰头”也必不可少。

　　在金芮看来，尽管查找带轮子随时会流动的车辆很难，但车辆终究会“跑累了，停泊下来”。

　　“车辆再流动，势必晚上得回小区。车辆一旦回家，就会有信息员给我们提供消息，我们马上赶到现场，给信息员信息费，然后与法院联系，将车辆扣押。” 金芮告诉记者。

　　因此，公司将“战线拉到所有汽车会停放的地方”：小区、停车场、大型购物场所、大型建材市场等，依靠200余人的兼职信息员队伍进行线索的搜集。

　　“一些小区的大爷大妈、停车场的保安都成了我们的兼职信息员，甚至有些小区居民还抢着应聘这一职位呢！”对于信息员提供来的线索，“会按照高院提出的征集社会线索的标准支付信息费”，500～2000元不等。

　　据了解，该公司的某些兼职信息员一个月曾拿到上万元的信息费。

　　如同渔翁撒网般，调查员将网撒到了京城各个角落，“甚至远郊区县也有信息员”。

　　北京市每天有几百万辆汽车，穿梭往来于大街小巷中，要发现银行追讨的赖账车，真好比大海捞针，这些追债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从卫星追踪到布设眼线。

　　与此同时，“背300个车号”成为了新员工上岗前历经法规培训、技术培训后的第三道“关卡”。在3秒钟内反应出车号对应的车型甚至颜色才算是基本合格。

　　“我们跑在一线的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在19～27岁，且有些来自部队转业，身手很好。但公司规定禁止使用暴力。遇到对方使用暴力的情况，只能报警。”在金芮的心目中，唯有“经过部队历练的人才最遵守规则”。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职业追债人，“首先得学会自保”，唯有遵守法律，不横越法律的界限，公司才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公司也会聘请从公安系统退休下来的人员来进行培训，告知员工如何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工作。

　　昼夜蹲守

　　调查员发现了涉案车辆的线索后，往往会不动声色地跟踪。同时会立即与公司联系，公司根据车辆的具体位置，派出另外一组专业调查人员赶赴现场，继续跟踪车辆。

　　全球定位系统GPS也被应用在了涉案车辆的跟踪过程中。

　　“我们也时刻告诫员工，在如潮的马路上跟踪汽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因为追逐车辆而造成事故。”金芮告诉记者。

　　在跟踪车辆的过程中，最为艰苦的便是“蹲守”了，夏战酷暑，冬战严寒。由于要时刻观察涉案车辆，因而“规定夏天车内不允许开冷气，冬天不允许开暖风”。

　　只能在一个角落内，一蹲守就是几天，直到法院的执行法官来执行。

　　在跟踪调查时，调查员也经常化妆成为保洁人员、收废品的。

　　有一次，在北京某小区内，调查员为了不打草惊蛇，掩人耳目打扮成一名收废品的人，在小区内一呆就是一天。“当时，有小区内的人来卖垃圾，调查员也不清楚多少钱一个瓶子，就回答老人说，‘你平日卖多少钱，就按多少钱卖我好了’。”结果，蹲守任务结束时，调查员高价收了一袋子的塑料瓶。

　　从技术方面，也会有些小技巧。“比如涉案的车辆开回家，停在小区的固定车位内，调查员便会将事先预备好的车子停在其前面，挡住涉案车辆的出行线路。然后调查员躲在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内，观察车辆的情况。” 金芮告诉记者。

　　该公司的一位调查员告诉记者，“我们经常会遇到发现涉案车辆，在跟踪的过程中丢掉的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形，调查员便会“回到小区内，‘恭候’车辆回来”。而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每天早晨6点多便开始了，除了晚饭时能回单位一次外，晚上12点之前他们都在外面漂泊。

　　公司的调查员大部分来自外地，在北京没有女朋友，即使放假，他们也是聚在一起。也许是职业习惯，每个调查员都喜欢汽车，并对各种汽车了如指掌。随便拿出一辆车，他们都能对型号、价格、性能、优缺点等如数家珍。

　　问到这些调查员的收入，金芮告诉记者：“保底+绩效，个人月薪8000～10000元。”

　　成效

　　威远公司的金芮表示，正规的专业贷后资产管理公司只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他们的收费比较低。“我们每追回一辆车，银行所给的费用很低。不过，车贷清理市场很大，公司的效益靠数量。”

　　据统计，仅金芮创办的威远公司，成立两年多来已为北京市多家银行挽回1.7亿余元损失。两年多的时间，威远公司不仅与多家法院建立了联动机制，且委托其进行“追车”的银行增至8家，还有一些外资的汽车金融公司。

　　调查员在与车贷“老赖”的较量中，也曾遭遇过被报复事件，也曾因此而吃官司，但金芮的心中依旧充满阳光：目前大多数“老赖车”都不敢轻易在北京四环以内活动，而是选择在远郊区县落脚。

　　此外，不少“老赖”也在以不断换车牌的办法，躲避追车人的眼睛。对此金芮表示也会及时采取新的对策。

《法律与生活》杂志 2008年05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