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私人侦探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特约撰稿米艾尼/上海、北京报道

　　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算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会突破20万。“这一行,干好了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4月底，司法部开班培训私家侦探，并发放“全国调查取证高手”证书，其中“商账追收师”已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

　　中侦网消息:“带长桌子的屋子是哪间？”他习惯性地扫视四周，压低声音，询问从身边经过的女清洁工。

　　“你说的是小会议室吧，听说今天有什么会，一直往前，左拐就是。”女清洁工狐疑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剃着小平头、身穿黑马褂的青年男子，还有他进楼也不摘的墨镜，小心地回答。

　　推开北京天坛体育宾馆230房间破旧的木门，一股呛鼻的烟味儿飘了出来，里面20多个人齐刷刷地朝他看过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坐在长桌子的正中央，朝他指了一下，示意他坐到边上去。

　　在这个只有20平米左右的“会议室” 北墙上，挂着一道红色横幅：“调查取证技能培训班”。

　　隐秘的“司法部培训班”

　　分发给“墨镜男”的培训资料上，赫然印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和“司预培发[2008]06号”。正在讲课的老先生叫孙茂勤，是公安部门一位破案无数的老探长。培训时间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招生简章注明：公安部门工作人员和律师及相关从事调查的人员才能报名参加。但屋子里坐着的16个学员，看起来都跟“墨镜男”一样，有些“来路不清”，至少在相貌神态上不像衣冠楚楚的律师，或神色肃穆的公安干警。

　　这16个人里只有一个女的，其余男学员几乎人手一支烟。从抽烟姿势看起来，都是“职业烟民”。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个年轻男子，手臂粗壮，穿着一件酷似黑社会打手的绣花黑绸马褂，不停地摆弄手机，几分钟就出去接一次电话。他旁边是一个瘦弱“小个子”，可坐姿却放肆得很，几乎是把脚放到了桌子上，两只眼睛一直斜斜地看着前方。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中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纯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着说安全问题。”孙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们都知道2004年调查员被打死的事情吧，用我们公安的话说，傻帽一个，他拿着照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目标拍，能不被人打死么?”

　　培训课程还包括，“调查取证知识与法规”、“调查取证与人权保护、隐私保护问题”、 “调查取证业务管理与营销技巧”、“调查取证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安全预案设计及自我安全防范技巧”等。

　　事实上，这16个学员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调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会上受到争议已久，神秘的“私人侦探”们。

　　那个“黑马褂壮汉”一边抽着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对本刊记者说：“比起那100多个函授的学员，咱们到底还是有个碰面交流的机会，三天结束了，给发个“调查取证高手”毕业证书，对咱也算是有个行业认可。以后办事情，多少有些说服力。”大家纷纷点头。

　　可直到最后一天培训结束，大堂服务员仍只约摸晓得“司法部在咱这儿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其余一概不知。堂堂司法部的培训班，为何窝在南城一个宾馆里，在众多选择之间找了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会议室上课，然后发一批“全国调查取证高手”证书？

　　比起四年前，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文曾报道的公检法机关对于“私人侦探”不是禁止(《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就是查处的强硬态度，现在这层 “隐秘”，反倒是透露出几分说不清的“暧昧”。

　　互相默许的“暧昧”关系

　　“现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门，实际上一直跟民间的调查公司合作，当然是私下里，特别针对一些执行难的案子，调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后按标的额的百分之几给调查公司提成。”孙茂勤说。

　　可难道多年专业训练出来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还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家侦探么？孙茂勤笑笑说，私家侦探用的那些手法，都是公安干警惯用的。

　　“从办案能力上说，他们(私人侦探)没有太多优势，但他们是‘开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地审批，不用每次一行动就请示汇报，更不会出现因为某些疏通和干扰案子半截就‘终了’，所以从实际效率上说，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权利的案子，私家侦探确有优势。”

　　“在目标明确，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会愿意直接执法。至于搜集证据的工作，虽然也在他们的职能范围内，不作为的情况就比较常见了。” 北京中诚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旭表示，随着“调查”业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让不少相关职能部门感到了“便利的好处”。

　　而且，在另一方面，调查员们的个体素质，已不再像是几年前那样绝大多数是“野路子出身”，鱼龙混杂，混混当道了。高学历高素质以及“特殊才能”的行业人才也开始加盟。

　　本刊记者调查了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履历，惟一的“女侦探”谭芳，1995年毕业于西南财大，专业是会计。她的丈夫王盛富与她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谭芳进了某事业单位做会计，王盛富去了一家通讯公司，专门负责话务催收。积累了几年“催收”经验和人脉后，两年前，拜了已在业内大名鼎鼎的“江南名探”韩冰为师，干上了“私家侦探”一行，主攻“商账追收。”谭芳不久也随丈夫“下了海”，两人注册了一个调查公司。

　　“这两年，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为‘夭折’在国家司法考试，最终选择投身私家侦探行业，一来他们有文化知识和理解力上的优势，二来这个职业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这对年轻学生来说，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重的选择。”

　　韩冰对他们夫妻的评价甚高，称他们为“高素质人才”。而韩冰本人，干了半辈子公安，曾做过刑警大队的队长。

　　事实上，除了高学历人才，像韩冰这种身负“特殊履历”者更是举不胜举。同期学员里，30多岁的傅润泽是地道的北京人，最早是做汽车销售，后来改做专业追收车贷。三年前，他也自己办起了调查公司。傅润泽打开手机的通讯录，2000多个电话号码，“我的经常联络人，至少也有三四百个，而且很多都是保密的信息，连跟老婆都不能说的。”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小个子”，他的真名叫浩然。1978年生人，原来是重庆市散打队队员。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车技让他在行业内颇为抢手。

　　“我们现在做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调查员，都曾不同程度供职过公检法机关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门。”中国侦探网总裁付树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付树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检察院里干了半辈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关系。”

　　不管怎样，于“公”于“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门，已一改过去单一“管制”的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这层关系，只能用‘微妙’和‘暧昧’来形容。”

　　年业务增长量100%以上

　　随着“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司法原则的强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成为民事诉讼胜败的关键。目前，人们的调查取证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搜集、保存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较弱，许多当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师或其他调查取证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商务、民事类调查取证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协助当事人和司法部门，破了不少案子。”代号“思明”的张某算是四川一带的“私人名探”，他创办的福尔摩思调查公司曾协助当地有关部门破获数桩大案。在去年的广西传销大案中，他们的“过分神勇”还令北海市公安局写了检讨。

　　“思明”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公司业务量近年增长非常快，其中大多数业务来源于大型知名企业，比如太平洋保险。目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业务已需要提前预约。”

　　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稿曾提及，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

　　律师李长旭就是当时的与会人员之一，目前他已是一个150人的调查组织的负责人。他透露说，四年多来，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业务和知识产权打假为主营业务范围。

　　“原因两点，一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调查公司的协助，他们相信我们能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证据，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他们对中国体制很了解，也很清楚中国法律及相关执法部门在一些职能上的局限性。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们明白得很。二是国人意识发生变化，开始懂得要维权，市场表象发生了变化。”

　　当年带着“中国侦探网”“雏形”参会的付树民，如今已是“中国侦探网”总裁，他漂亮宽敞的办公室设在沈阳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里。

　　“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老实说，高端业务的钱更好赚。而且，国人法律概念提升了，市场需求非常大，以前老百姓都还愿意吃哑巴亏，现在可不干了，都会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第一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除了小时候受到侦探小说影响，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实际上，“谋生”、“成名”、挖得“第一桶金”是大部分“私人侦探”从业的最根本原因，兴趣倒在其次。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

　　“当时收入太少了，工资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条手链，两千多，我觉得贵没舍得买，就闹翻了……”带吴斌入行的是他中学都没念完的同学徐天海，用吴斌的话说，一见面就觉得他发大了。“我想想，做到局长一个月才多少钱？现在收入？一个月至少三四万吧，主要还是看业务量。”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黄鹤楼”的市场价格是一条1800元， 韩冰一根接着一根抽。“三四十万一年”，估计也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他们之间最豪爽的一句话就是：“能把事办好就成，钱最不是问题。”

　　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很多“私家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

　　警方调查，公事公办。但“私人侦探”的调查权合法性问题，始终受到争议。

　　“除了1993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摊开说，就是相关信息采集机构管理不规范。在中国，很多事会按另一种规则办。”付树民表示，关键职位上的某些个人可能被利益打动，50元，100元就能拿到所需信息。即使对方身份特殊，也只是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侦查能力只是一方面，是可以培训的。”

　　“思明”说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些领域人治比法治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能变通的地方。”

　　另一方面，“当十年好警察，未必能当一个好侦探”则是业界一个普遍的说法。

　　“做侦探，玩的是心理学。”韩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个男客户怀疑自己2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觉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没法让警方协助调查。这件事一直让他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不想做亲子鉴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心里的疑惑。他想暗中调查，不惊动任何人。

　　韩冰想了想，问：“你同意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你老婆么？你同意我跟她面谈么？”男客户同意，同时给韩冰十万元做酬劳，期限是3天搞清楚。当天下午，韩冰就给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私家侦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那个女人很痛快地同意了。

　　见面地点是一个日式茶馆。两人到了后，韩冰故意向门外张望了一下，把推拉门一下子阖上了，压低声音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让我调查一件事，和你有关，也和你儿子有关。”说着，拉开了手边的书包，掏出了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调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脸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韩冰注意到这些细节，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继续说：“你是愿意给我点钱让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愿意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溃了，哭哭啼啼说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次“艳遇”，承认了孩子确实不是自己丈夫的。在这一切叙述开始之时，韩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

　　几分钟之内，事情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而那包被韩冰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包废纸。

　　“一个出色的私人侦探，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他必须博闻强识、熟悉法律、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超强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

　　韩冰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识人之术”。他的调查公司招聘侦探的时候，他总是最后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回到家发现你的老婆正在和别的男人有不轨行为，你怎么办？

　　“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杀了他们俩。这样的人不能要，他当不了侦探，因为他没有自控能力和理智的心性。”

　　福尔摩思调查公司的“思明”告诉记者，从办案方式上，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的进步也非常大。 “最早那种传统的人跟人我们早就不做了。我只能说 ，公安的绝大多数调查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们的投入更多。”

　　孙茂勤说，其实私家侦探常用的那些工具，比如辣椒水喷雾器等等，在北京等大城市是“管制器具”，只能警方使用，可在南方一些中小型城市，很容易买到，包括一些高精度的窃听和录像工具。

　　浮出水面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个数字会突破20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样“不见光”地干上一辈子。

　　上三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5000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6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家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家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最要改的就是这股劲儿，见面就抱拳，碰肩，能不让人们觉得你们像黑社会的么？你们不是要阳光下追债么？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先得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培训班的“证书”，也让孙老探长“汗颜”。在他无奈的笑容里，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侦探进行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助企业“打假”。

　　“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可以做好自已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家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

　　也有同行没有韩冰这么乐观。李长旭律师说，我们始终在期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来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现在仍然是清者自清的局面。调查员没有从业执照，入选标准完全掌握在各个公司手中，没有任何门槛，随行就市，市场秩序很混乱。

　　“我们得到的音讯是，有关部门还在调研中，四年前就这么说，现在还是。”

　　“对我们来说，如今危险风险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害怕的还是法律的‘沉默’。”采访中，很多“私人侦探”不约而同地表示。

　　可即便如此，丰厚的利润和日渐增加的社会需求，还是能让人相信这行“前途无量”。韩冰的两个儿子，一个准备考公安大学，一个正在省武术队学习。他想让两个儿子“子承父业”。

2008年06月16日 瞭望东方周刊

调查中国"私人侦探"

“私人调查业”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

调查活动暴露的问题令人担忧

中侦网消息:在古代中国，商人运货，为保护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会寻上一家威震江湖的“镖局”风光上路。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疯狂地原始积累的同时，犯罪问题也空前严重。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助的西方人孕育出了神奇的“私人侦探”。

今天的中国，当在我们全权信任的国家机器无法面面俱到地顾及每个小众的个体利益和安全时，我们该去求助谁？难道要穿越时空找“镖局”，还是飘洋过海找侦探？抑或索性一败涂地找上黑社会？

神秘的325室

2003年12月22日，冬至。阴。

戴着墨镜的成太太步履匆匆地走在靠近上海外滩的一条路上，不时地张望、搜索着门牌号码。最终，成太太在一幢半旧不新的八层楼房前停了下来。看着楼内大门口的公司房号指示牌，成太太顿生了点不安，因为指示牌上根本没有标出她要找的325室。

这是一幢商务楼，每个楼面都集中了数十家小公司。成太太在三楼转了大半天也没找到325室。望着手上白纸黑字的地址，成太太询问了一位从301室出来的小姐，小姐一脸诧异，表示在这里工作了三个多月了，从不知道这个楼面有325室……幸好有个做清洁工的老师傅路过，告诉了成太太怎样才可以走到325室──先向左拐，直走，再左拐，看见318室了，再向右拐，然后走到过道的尽头，看见安全楼梯，穿过去，接着有一条应急疏散通道，走进去，下右边的四格楼梯，右拐，直走，就到了。老师傅还说，如果一下子记不住，没关系，在墙上找找有没有三寸见方的纸片，有的话上面应该有标识箭头，顺着走就可以了。成太太依照指点，果然在一些颇为隐蔽的角落里找到了老伯所说的“标识纸片”。

准确地说，这是一间在这幢商务楼外搭建出来的房间。门上只有手写的数字“325”。成太太忐忑地敲了敲那扇感觉颇不牢靠的简易门，应声出来的是一个几乎要撑满门框的粗黑汉子和恶狠狠的语气:“干吗的？找谁？”在成太太表示是跟这里的王经理约好之后，这个汉子的身后才跑出一个面目还算和气的矮个男人，让成太太进去，坐下说话。

租用这间325室的，是一家名为“胜英”的调查事务所，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近年来传说甚广的“私家侦探所”。

成太太的丈夫是做建材生意的，最近接了笔大业务，但对方的慷慨让老到的成先生起了疑心，希望能调查一下对方的资金背景。朋友向成先生建议找家调查公司看看，于是，成太太便从网上找到了这家调查事务所。

“我们生意人，求财求平安。我知道我们国家对这种公司是明令禁止的，所以当初也很担心这些公司是不是违法的，很犹豫。但在我看到他们的主页上公开写着工商注册号和税号，而且后来我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了营业执照和发票，我就比较放心了，毕竟还算是正规合法的公司。”

在成太太之前最担心的问题不成为问题后，她却最终还是没有跟这家公司签订合同。

“他们给我的感觉很不专业，无法全权信任。从一开始就是了。我打电话去询问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自己的情况，他们就已经认定我是为了捉‘老公’的奸而找他们的。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如何丰富。等我好不容易说清楚了，他们又像盘查户口一样地问东问西，有些问题甚至根本跟我要他们做的事情毫不相干。最让人失望的就是乱开价，一开口说2万，我‘啊’了一下，马上变成1.5万了，我问还能再便宜点吗，又变成了1万，最后的价格谈到了3000元，赤膊价，但实际调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另行再算。我们做生意的，不在乎钱，但在乎信誉。他们这样，连一点起码的信任感都没有，更何况我们交给他们做的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成太太来说，这家在电话里自称是名震南北大小通吃的知名调查事务所，却以如此神秘和粗糙的手段隐去了自己的位置和信誉，不知道是为了让客户预先感受一下调查业的气氛呢？还是无意中揭开了自己的底牌──私人调查，一个不见光、混乱而无底气的行业。

“合法”而混乱的调查业

2003年12月19日至12月20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的“万马论道·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在杭州召开。这是继2002年重庆会议之后,调查业同仁对这个新兴行业命运和前途再度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将有公、检、法系统代表参加，很多人也因此认为，调查行业将浮出水面，云开雾散。

承办人浙江万马公众事务调查中心主任徐敏律师说，“将调查首次搬上学术舞台不是说该行业已经合法化了，这只是一个探索过程，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衡量该行业的标准，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来约束规范这个行业，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合法化了，但作为调查，每个公民都能实施的，只要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就是合法的。”

在徐敏的表述中，不难发现“调查”与“合法化”是此次会议的重心和焦点，当然也是整个社会对于调查业的关注点。

但事实上，就在同一个会场内，作为同道之人的一些律师和调查公司的负责人却有不同的声音。

某资深调查公司老总吴先生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原始，是在‘顺应’社会‘需要’。我的调查公司开了10年了，执照是在北京市工商总局办的，每年按时按量交税，哪里有不合法的成分？我甚至觉得来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辱没身份，会议讨论的问题在我和我的公司身上根本不存在。”

“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引导的确让大多数人对调查行业的认知还停留在考证我们这个行业合不合法，该不该叫‘私家侦探’上，但事实上，每年各地各区的工商局都在不断地签发各类调查公司营业执照，税务部门也年年都收到相应的税款。如果非要讨论合法不合法的问题，那只能说是在操作业务过程中方式方法上有没有违法的现象，但从这点上来说，不是行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而是调查员的业务素质问题。因为，成熟有经验的调查员一定会以遵守法律为最先前提，然后再去执行各种业务的。”另一位从业10多年的李先生表示。

中国侦探网执行总裁付树民先生告诉《瞭望东方》，“目前中国调查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多数公司在专业能力上还远远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整个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行业操作规范以及为大多数从业人员所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公司规模普遍偏小，收集信息，调查取证乏力无术，能从事较高端调查业务的公司更是寥寥无几，个别人既不懂法又无调查业务基础，却要做调查员工作，务必给调查行业带来混乱。”

而浙江大学法律系翁里教授认为:“一个行业能否被社会认可，关键是看该行业运作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及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与数量。私人调查既然在中国出现了，并表明是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中国目前的私人调查业呈扩张态势，潜在私人调查的猛增和调查活动暴露的问题令人担忧。”

据他介绍，中国早期的私人调查机构，从业人员大多是退休警察、律师和退休侦察兵，他们接受过侦查方面的专门训练，敢于承接复杂的调查业务。但是发展到现在，由于私人性调查业务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很多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私人调查队伍。更有甚者在调查过程中使用手段过激，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权、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出现，使得整个行业比较混乱。在成都、武汉、南京等地，更是发生了一些民间调查机构引起的诈骗闹事、诱奸妇女、暗中拍卖被调查人家庭隐私情报资料等事件。因此，加强行业自律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

局外人就看得更清楚了。国际调查员协会总裁保诺·卡勒士迪先生在接受《望东方》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调查行业目前状况很差很混乱，调查员水平普遍很低。参加过国际性调查活动的私人调查员目前为止只有过一个人。而国际调查员协会中的中国公司数目几乎为零。所以根本无法参与到跨国的调查活动中来……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禁不掉的调查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体制正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现有社会结构中，无数事物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无数新事物也应运而生。

1992年，闻名申城的“探长”端木宏峪先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人调查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该所招募的第一批调查员多数为公安战线退休的老侦察人员，办案能力相当出色。然而，在调查所名声渐渐打响时，却被勒令停业了。

1993年9月7日，公安部电话答复工商总局，明确要求取缔一切以调查为名的私人调查所。同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公通字1993第91号)。

然而，公安部这张并未公开的《通知》似乎并没能阻止调查业在中国迅猛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10月，中国已有调查类企业组织或机构(调查公司、咨询公司、信息公司、经纪公司、猎头公司、保安公司、危机管理公司等)近2.3万家，专业调查机构、调查业从业人员近20万人。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调查业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的天性中，根本需要之一就是对自己进行自我保护。在早期人类社会中，自我保护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实现的，而保护的对象仅限于个人的人身安全。随后，随着社会形态的高级化发展，“警察”出现了，接着逐渐把这种“私人保安”转化为“公共保安”。但“公共保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限的。

“正如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私人侦探这个职业兴起的成因一样，当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矛盾复杂化，犯罪率不可避免地呈上升趋势。在公共执法机构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公众要求增加安全保障的呼声日渐高涨，人们普遍感到单纯靠以警察为代表的公共执法机构来维护社会治安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私人侦探业便应运而生了。”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常务主任常建军律师说。

再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调查业的发展就更是无法遏止的。

“调查业迅速兴起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调查以及调查的范围，绝不仅仅是在人们传统印象中单纯对‘二奶’、‘二爷’这类婚姻忠贞问题的调查，这类调查其实只占到了整个调查行业业务含量的3%左右，而且也只是调查最初级的业务。实际上，调查所涉猎的范围是非常广泛而重要的。比如经济欺诈、反倾销、打假等。”付树民先生说。

首次来到中国的卡勒士迪先生也发出类似的感叹，“中国调查业的市场太庞大了。”

据来自“中国侦探网”的相关数据：“目前，融入国际经济圈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查业潜在市场，据国家工商局及商务部统计，中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中国每年外贸企业应收账款损失近100亿元。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

“这些合同和债务可能最终都需要调查业来解决。”付说，“因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精力毕竟有限……”

“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

不管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中国调查业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涉及一个敏感的核心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系康树华教授认为，中国调查业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公力救济”绵薄的基础上而兴起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徐立根讲述了一个案例:浙江某民营企业会计携公司500万元公款潜逃，老板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察，布置警力追捕嫌疑人。但半个月后，由于没有线索，案件就被搁浅。对公安机关来说，每天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繁多的案件，这桩携款潜逃案必须在更大的案子面前让路。但对于这家小型民营企业来说，足以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在老板的一再哀求下，碍于警力的有限性，公安机关的态度只能是，“要么等着，要么你就自己去找吧”。

“另外还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家里忽然间少了个人，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再大不过的事情了，但公安机关每年能派出多少警力去侦破这类案件？能让几个被害人回到自己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康教授补充。

在以前的超稳定社会形态下，国家职能部门是能够左右局势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转型，国家机构发现它们要应对的新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处理。

“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弱势群体，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相关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信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破灭之后，势必将会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积蓄后爆发出来，或是发泄在犯罪分子身上，或是发泄在处理事件的国家职能部门身上。这两者对社会稳定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对《瞭望东方》说。

私人调查行业在诞生的一刹那间，就决定了它将站在弱势的个人这一边，它用商业的方式很好地弥补了政府和个人之间的“感情裂缝”。

“看待一个行业，不能单纯地看它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而是首先应当看社会对这个行业是不是具有需求，这个行业能否满足社会的需求，以及对社会是否有益或是对社会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康树华教授说。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调查业的兴起是对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挑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无能无力的一种标志。而且，这个行业的暴利现象必将受到相关部门的严厉打击。因为众所周知，作为具有垄断性的国家公、检、法系统虽然有特殊的权力，但在经济上必须与当事人保持相当远的一段距离。而私人调查，虽然在种种困难中想方设法地开展业务，但收入却颇为丰厚。据有关人士透露，一个最初级的专查“二奶”案件的调查员，一个月的薪水至少也有2万-3万。

对此，常建军律师认为，“私人调查作为私力救济的手段，它与公力救济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公力保护是私力保护的前提和基础，私力保护是公力保护的补充和完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行为法学学会会长、宪法专家李步云教授也认为“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不存在矛盾。“‘私力’只能是对‘公力’的一种补充，它的功能是找证据，最终能不能用，能不能成为呈堂正供，还必须由‘公力’来决定。”

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上，来自国外的调查机构以及私家侦探分别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同时，一份名为“中国调查员联盟规则”和一个“调查员培训计划”初露面容。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也表示，非常希望政府机构能早日制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这个行业的有序成长，使调查业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高级化发展的工具之一。

但李步云教授对此似乎并不乐观，“在我们现有体制下，如果在5年内能立个条例就非常不错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际调查员协会CII(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ors)

1955年成立，由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知名调查公司的精英调查员组成，现拥有会员284个。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现任总裁为印度人保诺·卡勒士迪先生。

美国尼克.海瑞斯侦探研究学院

成立于1907年，比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成立早一年，该学院在美国和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当今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警察部门、情报机构的首脑都毕业于该学院。

《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1993年9月7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去年以来，少数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一些民间“安全事务调查所”、“民事事务调查所”、“社会经济事务侦探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机构。由于新闻媒介的宣传，此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据调查，此类机构多系社会闲散人员及政法系统的离职人员开办，业务范围大致是：受理民间民事、经济纠纷；追索债务；查找亲友；安全防范技术咨询；受理涉及个人稳私方面的调查。鉴于这些民间机构的营业范围、权利义务等均无法律依据，所经营的各类业务已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门分工管理，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一些手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使了国家执法部门的部分权力，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为此，现决定：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二、对现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要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禁止以更换名称、变换方式等形式，继续开展类似业务。

三、要加强对公安系统内部人员的管理教育，禁止公安机关、武警部队的任何单位(包括公安、武警的院校、协会、学会)和个人(包括离退休人员)组织或参与“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工作。

以上请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并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执行情况请及时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