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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追债演义 2006年10月05日 新民周刊 撰稿／杨 江(记者) 张 静(记者) 李泽旭(记者) 中侦网消息:追债：似乎从来都与暴力如影随形。 国家经贸委、工商总局、公安部等部门在最近十几年内曾连发几道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追债公司。
债信文化的发展需要社会每个个体都知道信用的价值
追债公司的广告，很容易就能在街上找到
因此，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推出“商账追收师”这一岗位培训，并郑重其事颁发证书，争议立即如洪水四处蔓延。 一连串的质疑与澄清看似矛盾，却准确表达出了民间追债行走于灰色地带的现状——它不合法，却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必将继续存在。
“韩老大”追债演义
追债人“韩老大”桃李满天下 一个优秀的追债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好侦探，要有能力将债务人所有的情况调查清楚，剩下的关键就是一场心理战！而心理战，说白了，就是要抓住对方的弱点，让他心底生寒。 不犯法就是合法 9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某写字楼12层，江南调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探长办公室。 光头，硕大墨镜，嘴角叼着一支黑色大烟斗，身高一米八的山东人韩冰磐石般稳坐在老板椅上。 他站起身，扑面而来的黑色唐装，上绣游龙走凤图，一排别致的十三太子扣。 这就是江湖人称的“江南第一探”，道上称呼的“韩老大”。 江南调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根本就是一个侦探公司，40岁的韩冰是总经理兼“总探长”。 6月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举办了信用管理培训项目“商账追收师”岗位培训，7月考核，随后，《全国统一职业岗位证书》颁发，全国首批108位“商账追收师”出炉。 韩冰就是这“一百零八将”中的一员。应该说，在这“一百零八将”中他起码应该算是“祖师爷”之一，他的江南调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已经运营近10年，拥有追债师60多人，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我们可以说是全国目前最大的一家追债公司，几年来，我培养了至少300多名徒弟，遍布大江南北。”韩冰说，“南京、北京一些地方的调查公司老总就是我的学生。” 韩冰在圈内的知名度显而易见，在记者此后的调查采访中，北京、上海、福建、山东、江苏等地的追债人都提到了这个“韩老大”，言语间充满敬畏。 他的这身装扮已经成了他的特有符号，从温州市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到温州市的一些私营企业主，问起追债，大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戴着墨镜、叼着大烟斗的光头。 说起追债，韩冰哈哈一笑，“我也有手段，但我从不犯法。我的观念是，不犯法就是合法！” 曙光在前头 外界对这次北京的培训颇有争议，韩冰觉得宣传的作用，“有利于外界更了解追债这一行”。 培训一共进行了4天，课程主要包括商账追收相关法律规范及从业操守、专业商账追收组织和机构、企业信用风险特征分析与防范、非法律诉讼的操作方法、欠款人心理特征诊断及解决方案、外勤追账催收谈判处理技巧等6个方面。 曾有报道，培训的教材主要是两本，《企业客户欠款追收》和《消费者欠款追收》。商账追收分成企业商务追收和个人追收，目前的培训针对的是前者。培训中心的负责人还表示，他们的培训教材并不完全是授课专家编纂的那两本书，“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容”。至于有哪些特殊的内容，似乎讳莫如深。 “老实说，专家们所讲的都是我多年以来追债的经验。什么叫专家？他们根本没有一个人追过债！直说了吧，这些专家讲的经验、技巧，我有；他们没有的经验与技巧，我也有。实在没劲，干脆就到外面打电话去了。” 追债公司至今不予注册，几乎所有的追债公司都是挂着各类“咨询公司”、“信息公司”的牌子，韩冰说，京城目前这类追债公司起码有300多个。 “参加培训的70%都是追债人，还有一些是律师，也有小部分是企业工作人员。”韩冰说，没有讨债经历的总是很关注讨债过程中怎样打擦边球，“他们都跑到我房间来取经。” 培训中心曾有人对媒体解释，与现在很多以骚扰、电话威胁等不法手段追账不同，经过培训后的商账追收师将按照严格的作业流程，先是电话催账，再用信函，之后是上门拜访，都不成功再采取法律手段。“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但实际操作起来根本就没这么简单，否则不是谁都可以去追债了？！”韩冰说，他自有诀窍。 4天的培训很快结束，费用为3000多元。考试同样顺利，很快拿到了培训证书。“4天就能培训出来一个追债师？！说白了，去培训，为的就是一纸证书！大家都以为从此得到国家的认同了，有了护身符，以后可以放开手脚追债了！” “我认为培训的信号很重要。为什么不是在哪个省进行培训，而是在北京，在部里？说明政府开始关注追债的行业了，终有一天会承认追债师的职业。”在韩冰看来，这是最有价值的“曙光”。 争议纷起，一纸证书没有得到认同，108名“商账追收师”回到各自的城市后仍然继续着各自的业务。108人中有6人在上海，分别来自律师、咨询公司等行业。 培训证书是有一些作用的，韩冰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本公司拥有合法的追债权”。“合法地位从何而来？”我们问。韩冰笑了：“不犯法就是合法！法律没有禁止嘛！” 韩冰出生于山东，17岁时成为一名边防武警，1997年从事私家侦探前曾在公安部门工作多年，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与刑侦经验。在他眼里，专家们所讲的往往是些“小儿科”，但在另一些没有任何专业知识背景的追债师眼里就不同了。 同期参加培训的福州凌凌漆咨询服务部老总吴君平坦言，培训使他对一些法律问题认识得更清晰了，日后追债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违法风险，“以前有些追债的手段，日后可能就不敢用了”。 据悉，下一期培训将在10月中旬举办。媒体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培训处姚处长表示，这个培训项目将来能否成为一项新职业，关键看社会是否认可。如果社会不认可，培训将在试验一个阶段后中止，如果认可，劳动部门将会总结实验效果，考虑推广并根据需要看是否发展为新职业。 这个消息无疑让韩冰们充满期待。 拒绝“软暴力” 10年前，韩冰辞去公职，成为一名私家侦探。“当时并没有想到追债，只是在公安部门工作时，接触到了一些包二奶引发家庭矛盾以及造假等经济现象，看到了私家侦探在中国的发展空间。” 韩冰一天天摸索。温州地区私营经济发达，债务纠纷自然较多，一些债务人杳无音信，人间蒸发一般，令债权人苦不堪言，又没有精力去寻找。“我就通过蛛丝马迹找到债务人，然后通知债权人，剩下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解决，我并不帮着要债。”韩冰说，寻找债务人的过程其实与调查婚外情差不多，“有点像破案，通过对方的关系网、联系方式一点点突破”。 渐渐地，开始有人委托韩冰追债。“法院只解决一个是非问题，一旦强制执行无果，又不会花很大精力去追债，因此债权人必然对追债师产生需求。” “一个优秀的追债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很好的侦探，要有能力将债务人所有的情况调查清楚。剩下的关键就是一场心理战！”韩冰说，每个追债师都对调查拿手，心理战也几乎是每个追债师会提到的技巧，但心理战并非每个人都能掌握要领，恰到好处，逼出偿债结果。 “说白了，心理战就是要抓住对方的弱点，让对方心底生寒。”韩冰解释。 弱点在哪里？ 吴君平曾坦言，有时候对付老赖，该使的法律手段都使了，该亮的牌也亮了，对方就是不买账，这时候他会叫上四五个在当地有点名气的社会青年，有文身、戴墨镜，往老赖面前一站，“不用吹胡子瞪眼，只要往那边一站，对方就明白了。” “如果老赖还不买账呢？！”我们问。 “不会的。这个时候，老赖心里就有数了！”吴君平说。 还有追债人告诉我们，有时候对付老赖，他们会到对方子女就读的学校，让孩子转话给家长，或者干脆对老赖说：“你儿子很可爱嘛！”一般，债务人就会乖乖还钱，息事宁人。 但韩冰却表示，这种手段他从不使用，“直说吧，我们悄无声息把你的所有情况，包括资产、家庭情况还有另外很多你可能一直都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突然亮到你面前时，你能不害怕吗？” “人都有弱点。”韩冰告诉记者，有一次两个老板因为债务问题剑拔弩张，几乎到了火并程度，债权人请韩冰帮忙，而债务人面对韩冰，也承认欠款，但就是不还。 韩冰调查了解到债务人自幼丧父，是母亲一手带大，因此就买了一些水果以朋友身份去老太太那边看望，把事情来龙去脉给老太太讲了一遍，“为几十万元，闹出人命来不值得”。 最终，老太太说服了儿子，债务人还清欠款后还与韩冰成了好友。 这是一种温柔战术。 韩冰还有不少心理战的秘诀，但他并不愿意过多涉及这个话题。“总之，我不搞那些‘软暴力’，更不走钢丝。还是那句话，不犯法，就是合法。” 收益与行规 2003年是韩冰事业的转折点，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范围，“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新兴服务行业纷纷出现在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 尽管追债公司仍在被禁止之列，但国家工商总局的这一调整无疑给他带来了一个春天。韩冰的江南调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私家侦探似乎可以名正言顺运作了。 如今，韩冰的公司共有员工100多人，60人为追债师，其余的负责调查婚外情、卧底打假等任务。 60名追债师平均年龄在40多岁，绝大多数都有法律背景，不少人曾经还是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加盟无疑让韩冰的追债生意如虎添翼，韩冰说，现在常有人到他这边求职，“但我钟爱退伍军人、公检法工作人员，社会青年我一个都不要”。 韩冰说他追债的成功率一般都在70%以上，快的半个月就可以追收回来，收益当然也很可观，“一般死账收费是提成债务的50%，最低30%，具体收费多少视追债难度而定！” 名气大了，韩冰连广告都不需要打，各地的债权人慕名而来，“回头客很多，甚至有人发生债务纠纷，先不找法院而来找我。” 韩冰有自己的门槛：债务必须法律关系明确，赌博等产生的经济纠纷一律不接，“一般温州地区的要50万元以上才接单，外省的至少100万元，这样的单子每天都有三四个。生意做大了，大单子都忙不过来，怎么会接小单子？” 韩冰说：“一般我们都是先收一部分前期费用，本省的提取5%-7%不等的前期交通费用，出省的在10%左右。如果债务最终要不回来，这笔费用也不会退还，调查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调查中发现债务人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偿还，追债就结束了，“即便没有追回债务，我们也会给债权人一个合理的解释，让他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但很多地下追债公司赚的就是这个前期费用，拿了钱根本不去追债，甚至追到债后携款潜逃。时常有上当受骗的债权人跑到我们这边求助。” 江南调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一个由8个女“侦探”组成的女子侦探组，她们是韩冰从400多名应聘者中亲自挑选出来的。女侦探较男侦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韩冰正在重点培养。但目前她们并不直接参与追债，韩冰说，主要是考虑追债调查中可能会因为跟踪等原因与债务人正面相对，“必须考虑女孩子的安全”。 韩冰手下的两名女“侦探”曾经使出美人计钓出了一个涉嫌诈骗的债务人，当债务人在宾馆一脸兴奋等待两位美女赴约时，却等来了警察的手铐。“债务纠纷惹出事端，往往就是因为这一口气。”韩冰说。 现在，韩冰已经很少亲自出马追债，“公司里很多人都是我的学生，由他们去操办。我一周给他们上两回课，讲解追债要领。”他将追债单子分给手下，每四五个人一组讨论、调查，一般上午不去要债，说是不能让债务人早上一出门就遇到追债坏了心情。 韩冰不肯透露每个追债师的收入，但记者了解，一个普通的追债师年薪10万元并不少见。 国家工商总局和商务部此前曾做过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每年的经济合同约有40亿份，最终履约率却不足30%，每年因逃债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债务追收市场需求庞大。 “现在有人说商账追收师缺口有10万人，我看20万人都不止！终有一天，追债师也会被承认，私人侦探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韩冰自信满满。
债信是一种文化 未经催告，不经提示，94%的人不会选择主动还钱。
最近，国内媒体关于培训商账追收师的报道将讨债这一话题再度拉到公众面前。 据媒体消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已授权北京一家技术培训中心进行商账追收师的岗位培训，培训后发放该中心认可的岗位证书。北京这家技术培训中心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自从获得授权之后，他们已经开办了两期培训班，对108人进行了培训，培训项目主要包括商账追收相关法律规范及从业操守、专业商账追收组织和机构、企业信用风险特征分析与防范、非法律诉讼的操作方法、欠款人心理特征诊断及解决方案、外勤追账催收谈判处理技巧等6个方面的课程。 人们很关心追债培训的具体内容。本刊记者为此采访了参与这一培训的北京汇诚诚信咨询有限公司两位授课老师： 杨宏毅，曾任香港高柏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代表、现任北京汇诚诚信咨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 刘宏程，金诚国际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信用管理部总经理。中国市场协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 第三方优势 新民周刊：已接受培训的108人主要来自哪些人群？ 杨宏毅：两期培训的学员当中很多都是调查公司的老总或员工，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在国外商账催收主要是信用管理公司做的，具有侦探性质的调查公司是不做的。调查公司热衷于商账追收师培训可能基于三点，一是国内巨大的商账催收市场，一年有几千个亿的应收账款处理业务；二是调查公司具有信息收集的优势，而收集债务人信息是商账催收一个必需、重要和有效的环节；第三，国内调查公司因其经常采用非许可手段而遭诟病，迫于生存压力希望介入商账催收，利用原有优势扩展业务。 新民周刊：商账催收与信用管理之间有什么联系？ 杨宏毅：商账催收是信用管理行业的一个分支，与信用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商账催收是国内的提法，在国外实际上有两块，一个是企业内部进行的应收账款的清收，一个是委托外部进行的清收(委外)。同时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非诉讼解决的谈判方式，一个是通过非诉讼解决的方式为诉讼打下基础。 我们为什么要开商账追收师这样一个培训班？因为，中国企业历来缺少交易时对交易对象进行信用调查，在管理过程中动态监管应收账款又缺位。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和业务一般是捆绑的，没有能力去做内部的应收账款动态监管，最佳的途径是委外催收，即便是大企业，有的也从管理成本考虑，选择委外。而在没有到与合作对象间关系破裂而诉诸法律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很好的谈判者，这个谈判者能很清晰地知道催收对象不偿还款项的心理，以及其真实的财务状况等信息，利用专业、科学、规范的手段将账款收回。甚至在与合作对象关系破裂时，从现实的司法成本和执行难的角度考虑，许多企业也会首选第三方来催收账款，同时为可能出现的法律诉讼做信息收集。 这个第三方就是商账追收师。 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商账追收机构每年为债权人追回欠款的数量，超过了法律机构追回欠款的数量，约占商业纠纷的60%以上。 合法非法一线间 新民周刊：国内的商账催收市场怎样？ 刘宏程：国内诚信状况不是良好，我估计银行、企业、民间的债务目前有3万多亿元，因此需要商账催收的量是很大的。 现在国内的商账催收机构有几类：信用管理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以及律师事务所。我认为，沿袭国外法律催账或商业催收的信用公司应该是最正统的。目前，信用公司在国内已不止100家，其他方式的催收机构则更多。 信用公司一般采取合法的手段，采用调查和商谈的手段对债务人进行心理施压，迫使其归还欠账，其收取的佣金在10%-50%之间。 新民周刊：信用公司与调查公司都在商账催收时采取调查方式进行对债务人的信息收集，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么？ 杨宏毅：调查公司的调查手段和信用管理公司是有很大差异的。 使债务人能够还钱，是因为你掌握了许多能让他感受到压力的有效信息。在这些信息的获取上，信用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收集的信息占80%，其余的信息补充占20%；而侦探性质的调查咨询公司的非许可的信息收集占80%，公开渠道收集的信息占20%。 新民周刊：公开渠道的信息几乎所有人都能收集到，为什么还需要信用管理公司？利用非许可手段收集的信息其中不乏个人的隐私，其公布出来的可能性会给债务人更大的心理压力，这样催收的成功率是不是更高？ 杨宏毅：委外过程，更多的是寻找债务人的商誉核心。通过信息的收集和过滤、分析，找出这个核心，并告知债务人，如果不还债，公布出来，商誉核心会受到更大损失。这时他就会考虑是偿还还是继续拖欠下去，这是催收的关键。这方面，信用管理公司具有专业优势。根据我的划分，从给债务人打第一个电话起到把钱拿回来，应该完整地走21个步骤。通过一系列调查以及电话、信函、上门拜访谈判和相互间签署确认函件，这个过程如果不是通过委外来完成，而是在企业内部完成是很难做到的。 采取非许可手段进行信息收集和催收，就会出现触及个人隐私、恐吓、绑架、人身攻击等恶劣的收债行为，终因触犯法律而终止，并殃及债权人。这也是人们历来认为收债的人是黑白道的原因。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社会有两个执法面，公开的执法面就是公检法，另一个就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能为其讲述的，或能摆场去寻求公平的场合。但是这个场合并不代表黑社会的概念，而应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沟通机制和平台，是运用法律通过程序化的模式，使用贴近性的民间语言和行为，促使债务人回归到社会规范的圈子内。 听我课的很多学生是调查公司的老总或员工，他们经常用自身的经验和我探讨，为什么要那么多步骤，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直接去要钱。我说如果你那样做，这个行业就做死了。债不是追回来的，把钱拿回来有两个依据，一个是事实，债务人要认定欠债的事实和金额，否则就是抢；另外是调查及谈判过程，调查债务人有财产，有偿还能力，需要维护商誉，才能支持谈判，才能让他主动认可，回到偿还的轨道。 法律条文的灰色地带是经常被讨债人应用甚至放大应用的，许多调查公司和从业人员想的是怎样去强化灰色地带形成他能够应用的手段。这样追的是死债，一年有几千个亿的比死债大得多的应收账款的处理，为什么不去做呢？而死债只占应收账款的10%-12%。 同类型的案件，信用管理公司采用正常手段，回收率应该在35%-65%，一般的调查公司最多在15%-20%。 缺失的债信文化 新民周刊：在我国，应收账款中需要催收的比例有大？ 杨宏毅：事实上，不论哪个国家的人，未经催告，不经提示，这里的提示可以是任何方式，如电话提示、信函提示、原合同文件显示还款日期等等，94%的人不会选择主动还钱，包括你我在内。不是我蓄意欠款，而是对方的提示方式有问题。如果给我100万元做生意，事先没有约定还款日期，那么我会在我认为恰当的时候还给你，例如做到300万元才还。 新民周刊：在这一点上，国内外没有什么区别吗？ 杨宏毅：国内外在“好”和“坏”的评判上有差异。在国外，履约是由“坏人”变“好人”的过程，信用管理是给“坏人”打分，任何人都可以和我交易，但我要通过信用管理评估知道你原来的历史如何，我认为你是个“坏人”，但是还是有执行能力的，我防范你、监督你，有风吹草动我调整我的账期。如果你履约行为规范，在我的信用管理动态评估中你逐渐变好，变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的债信文化的结果。在中国则相反，是由“好”转“坏”的过程。我认识你的时候认为你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才和你交往，履约过程中如果不履约，就会因此认为这个人越来越坏，直到断交。 新民周刊：是不是就像使用信用卡，如果还款记录良好，信用额度就会调高。 杨宏毅：是的。商账催收的第一个手段是电话，全世界的银行信用卡催收都是靠电话催收。很多人是寅吃卯粮的，而他们又是很有价值的客户，他们是永远欠钱的，他又永远还钱，这中间有个时间差。这是很好的客户，但需要管束。 我用“债仔”这个来比喻债务人。很多的债务人在小额的欠债环境中，是一个“孩子”。压力大了就不还钱，耍赖了。要哄他，讲道理，告诉他不还钱会产生什么后果。法律条文人们是不会经常去翻的，一旦他明白这个后果，就会去还钱。还了钱他就没有了压力，还会去借贷，这时你还要不断地跟踪，催告。钱是怎么追来的？是靠不断的跟踪和提醒得来的。 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信用体系。认为信用是银行的、企业间的，不是个人的。债信文化，是个体之间的文化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部分的，社会如果不推崇债信文化，社会的每个个体不知道信用价值，那就比较糟糕了。放到狭义的商业上，当人们对于商誉没有价值共识的话，欠债者感受不到商誉损失的压力，那么欠债不还就会不断增多。
追债：已经有执照 从杭州市工商局到浙江省工商局，再送批国家工商总局，一路绿灯，一个半月后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主管部门的意思是，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可以先行试点。 特批注册 “我们是全国首家经工商部门注册颁照的追债公司，当然这个追债与社会上的追债是两个概念。”杭州银盾金融财务信息服务公司董事长邬小荣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 2003年7月，银盾公司拿到了杭州市工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其经营范围一栏确实有一项“受银行及电信经营企业委托催缴电话费业务”。 从字面上看，银盾的业务并不涉及“讨债”，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是拖欠的电话费、信用卡透支，经营企业也用不着雇人催缴，事实上，银盾与杭州电信签订的就是“催欠业务代理协议”。 邬小荣对此并不否认。今年48岁的邬小荣原是杭州一家通讯器材公司的老板，2001年初曾因组织“手机联盟”叫板大卖场苏宁而名噪一时。因为生意上的原因，他常和通信运营商、银行打交道，深知它们为话费拖欠、透支所累。 当时，杭州的电信、移动、联通每年都有数百万元的话费欠单，杭州银联被拖欠的透支款也相当多，不少是恶意拖欠。这些欠费极为分散，对企业来说，上门催讨成本太大，因此都希望有专门机构提供此类服务。 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银行的朋友提议：邬小荣，你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专业特长，何不组建一个公司，通过民间力量帮银行追债？ 邬小荣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市场，因此向工商部门提出申请，“从杭州市工商局到浙江省工商局，再送批国家工商总局，一路绿灯，一个半月后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主管部门的意思是，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可以先行试点”。 但追债公司毕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经济体，工商部门出于谨慎，只准予银盾公司一年的试用期。 银盾公司接到的第一笔单子是2000万元的电话欠费，邬小荣一举一动格外小心，他坦言是在“雷区”里跳舞。 而在银盾与杭州电信签订的合同中，也有不少条款进行了限制：乙方(银盾)催欠人员应经过甲方培训后方能上岗，工作时必须佩戴统一的服务证；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催欠业务代理权或再委托第三人催欠；乙方不能直接套用甲方的单位名称进行催欠；因乙方不恰当的催欠方式造成法律纠纷及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我们招收了20多个员工，严格按照合同条款执行，文明讨债。甚至连债务人的家都不进，就站在门口。”邬小荣说。 “话费欠单法律关系明确，多数欠单只有上百元，甚至几十元，恶意欠费并不多，因此追要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20多个追债员开始拿着通信公司提供的账单挨家挨户寻找债务人，这是一个相当琐碎的工作，平均每个追债员每天要跑四五十户人家。 “一般都是站在人家门口宣读有关法律，讲明欠费后果，已经搬迁了的债务人就通过社区等渠道寻找新址。”邬小荣说，由于很多欠费都已超过6个月，甚至多达几年，滞纳金多的已是本金的几倍。 “这也是不少欠费久拖不还的原因，我们调查如果债务人不是恶意拖欠，那么可以协商减免部分滞纳金，甚至全免，这也是通信公司给予我们的特权。因此债务人往往很配合。” 当然，也有些债务人故意拨打110报警干扰催缴，但因为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自觉理亏，“几乎不会发生肢体碰撞，最多是债务人把催款单撕碎砸在我们脸上。”追债员张雪林说，“一般人会将银行与国家联系起来，会考虑欠款后果，这与社会上私人债务的情况不同。”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工作，“20%的欠款人第一次上门催缴后会还款，30%需要跑第二趟，还有一些就需要多次工作，甚至最终追要无果”，张雪林说。 3个月后，银盾公司的2000万单子收回了600多万元，初战告捷，“渐渐地，移动、电信、铁通，还有一些银行、保险公司，都开始找我们帮助追债。”邬小荣说，“每年公司都能接到两三千万元追账单，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企业的坏账累计起来将十分惊人。” 一年后，银盾公司的营业时限被工商部门延长为3年，“今年到期，又延长了10年，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同”。 文明操作 “3年来，我们坚守一个原则，绝对不涉及社会上的个人债务。那是一个雷区，往往牵涉复杂的民事关系，走钢丝容易出问题。”邬小荣告诉记者，常有私营老板慕名而来找他帮忙追债，都被他拒绝了。 公司的方经理说：“前不久一个女老板找到我们，说被欠两万元货款，找过地下追债公司，债没要回来，却被追债人敲诈了一笔。女老板窝了一肚子气，要我们帮她追债，说只要出口气，追回来的钱一分不要全给我们，但我们还是拒绝了。” 邬小荣曾多次了解杭州城内各色地下追债公司，明确反对它们的种种非常手段，“我招收的都是杭州本地40多岁的下岗工人，没有任何体格方面的特殊要求”。 46岁的张雪林在银盾工作了两年，看上去老实文弱，而在银盾公司还有几个女追债员，“也有社会青年来应聘，我一个都不要，青年人肝火旺，一旦追债时发生言语冲突，很容易动粗”，邬小荣说。 对于老赖，邬小荣说：“如果硬是不还，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放弃，由银行、电信去走法律渠道解决。”银盾依照追回款项的金额提成，一般话费提成在3%—5%左右，而信用卡欠费则在10%左右。 “社会上的追债公司提成都在50%左右，你可以看到本质区别。我们的追债员月收入大概在一两千元，利益最大化并不是我们的最终追求。”张雪林每天骑着那辆电动车穿梭在杭州城各个小区，这天上午，张雪林领到了一份919户的电话欠费单共计25万余元，滞纳金19万余元，最少的本金只有30多元，另有18份银行信用卡账单，共计1.8万多元。 这些账单分散在杭州城的各个小区，张雪林需要在20天内跑完，催缴话费时佩戴电信的工作证，催缴信用卡透支时就佩戴银行工作证。一天下来，他已经找到了10家信用卡欠费人，告知催缴，但没有一个人答应还款，“需要再跑几趟，一般最后都会还的，就是想拖。还有8户搬迁了，需要我去调查，找到新址”。 两年来，张雪林的电瓶车电池换了几次，每天从早忙到晚，嘴皮子都磨破了，中午就吃点饼干、面包，继续上路。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水电抄表员，“老老实实催款，领一份薪水，心里也踏实。不像那些人打打杀杀”。 对于“商账追收师”的风波，邬小荣说，培训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尽管现在国内针对追债领域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但市场的巨大需求是明摆着的。“如果省内有类似培训，我也会派人参加。只要国家解禁，我就会涉足私人债务领域。”-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追债公司所谓的追债技巧，什么跟踪、心理战之类，本质上就是一种软暴力，在打擦边球。”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前沿阵地，《新民周刊》将这里作为调查的重点，以期解开职业追债人暗潮涌动的背后根源。 在杭州、台州、宁波、温州等地，记者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追债公司的广告，一些报纸的广告栏中也不时可见。这些追债广告往往只打上“专业讨债”、“速效讨债”、“本公司拥有良好的社会背景”等字眼和联系电话，公司地址讳莫如深。 “良好的社会背景？就是流氓呗，弄不好债没有要回来，却惹了一身麻烦。”宁波一家五金企业的老总谈及追债直摇头。他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追债公司。 在杭州，记者拨通了数个追债人的电话，但对方一听是记者就立即挂断，好不容易，一个自称“李哥”的北方小伙答应聊聊。“我不会与你见面的，我也不喜欢与记者打交道。”他说。 “老实说，我们也不是什么公司，其实都是在社会上混的，你没时间去软磨硬泡，我们有啊！整天跟在债务人屁股后面，堵在他家门口，不还钱不罢休。不过，我们都是讲道义的，不可能去对债权人倒打一耙。”按照他的说法，为了谋生才做这个行当，“北京培训商账追收师的新闻我看了，但与我无关。你们老说我们在走钢丝，不错！但想过没有，浙江有多少债务纠纷，我们帮了多少人的忙！” 杭州银盾金融财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邬小荣说，这些民间讨债人主要集中在杭州绍兴路一带，“租一套农民别墅，藏在深处”。 “李哥”坦言，数额较大的业务一般人家也不敢找他们追要，“因为对我们不放心。主要都是些小单子，几万元的那种。”他说，他们追账的收费与外界传说的一样，最低30%，一般50%，“很多债权人并不关心钱能追回多少，本身数额就不大，关键就是想出口气。”“李哥”也坦言，他们并不关心债务关系的性质，“那是债务双方的问题，我们只负责收债！”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魏勇强律师对此深表忧虑，他刚代理一个案子，债权人追债数年无果，一气之下找了几个社会上的追债人，结果几个追债人将债务人强行带至省外非法拘禁。 温州市公安局一名警员说，因为追债导致的绑架、非法拘禁、斗殴并不罕见。而今年4月，绍兴警方也捣毁了一家“讨债公司”，逮捕了4名以威胁、恐吓手段帮债权人讨要债务的东北人，捣毁了这4个东北人非法成立的“长江三角洲事务调查中心”。他们四处以威胁、恐吓的手段帮债权人讨要债务，并以实际讨回货款的30%-50%作为报酬。自2003年3月以来，他们在江苏、江西等地共作案30余起，非法获利折合人民币50余万元。 对此，魏勇强忠告债权人：切莫被气愤冲昏头脑，引狼入室。 中小企业之困 “没有追过债款、打过官司的，不知道其中的苦楚！”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小，在资金链中处于弱势，债务纠纷历来就是一个令他们头疼的问题。”周德文说，大的企业遇到死账还能承受，中小企业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一旦资金链断了，企业也就垮了。” 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往往是等“坏账”出现了，才派人去清收账款，但因对账务追收的流程环节、时机技巧拿捏不当，往往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请法务人员清收账款，是许多企业不愿走的最后一步，因为多半要走诉讼程序，不仅成本高，而且也意味着两家企业的合作关系将彻底决裂。 “赊销是找死，不赊销是等死”，企业陷入两难之地。周德文谈起自己的一个债务纠纷，“中部地区一家企业带有诈骗性质骗走了我们70万元，追要了几年都不给，后来，我们不得已在温州提起诉讼，对方竟然也在他们当地起诉我们”。因为法律关系明确，地方法院最终还是判了周德文所在的公司赢得官司，“但就是无法执行，我们去当地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地方法院竟然回答，你们是发达地区，我们是落后地区，你就当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吧”。 周德文苦笑不已，70万元债务一分没有进账，打官司反倒花去了2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庭曾公布一个数据：对于我国法院一年审理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民商事案件而言，1993年，当事人自动履行的比例占了70%，但到2003年，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比例上升到了52%。 魏勇强律师提及了执行难的问题：“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与法院的执法观念有关，法院有时候过多考虑了执行成本，可做可不做的部分，法院往往选择不做。” “企业对法院的执行力失去了信心，遇到纠纷甚至出现直接找追债公司的情况。的确，从某种程度上动用社会力量的效果是比走法律途径要奏效得多。”周德文说。 “温州本地企业之间的债务纠纷一般不是很多，毕竟是一个小地方，如果一个企业的信誉度有问题，就别想在本地再有别的企业与你合作了。”周德文说，“一旦遇到外地企业，就不容乐观了。” 周德文说，除了通过法律途径，温州的中小企业发生债务纠纷，一般会找商会组织协商，由在商界中有身份的人从债务双方的资金情况出发，制定一个兼顾的还款计划，同时保证双方企业的发展。 “第二种就是追债公司。”周德文告诉记者，在温州，一些不文明的追债方式时有出现。 比如，追债人穿着“讨债”字眼的马甲站在债务人公司门口，甚至敲锣打鼓引起市民关注，“债务人担心自己的信用形象受损，影响生意，因此乖乖就擒。” “但我们最反对的就是第三种，即动用社会力量追债，未必是黑社会，但有些也直接使用暴力，危害社会安定。” “这不应成为债权人的救命稻草！”周德文说。 挑战法律 “追债公司所谓的追债技巧，什么跟踪、心理战之类，本质上就是一种软暴力，在打擦边球。”魏勇强律师明确反对“商账追收师”，一连三个反问，“你的取证权从何而来？你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谁给你的法律地位？” 他认为“追债师”有违国家法规，1993年，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停止办理公、检、法、司机关所属“讨债公司”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停止为公、检、法、司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及类似企业登记注册。在各类“追债公司”风生水起的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停止办理“讨债公司”及类似企业登记注册。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 时至今日，禁令依旧高悬。魏勇强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账追收师”的培训态度暧昧，至少发出了另一种信号。 “如果商账追收师只是打个电话、写封信、上门拜访就能讨到债务，那么，这样的事情债权人自己都能干！”债务纠纷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仅凭短短一个星期的培训，就能催生出一个新职业来？他认为，如何避免将正常的债务追讨变成对债务人的威胁、恐吓和骚扰，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他认为追债人的出现是“正道不走走弯道”，“当然法院执行难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以赖对赖，动用非法手段讨债，实际是对法律权威的二次挑战，且危害更大。如果讨债公司采取非法方式而被认为很有效的话，人们索性就不寻求法律的保护、不诉之于法院。” “法院都不起作用了，追债人竟然还能起作用，这不滑稽吗？！”魏勇强说，“债有两种，一种是老赖，一种是有偿还意识，但暂无能力。实际操作中，法院也会给后者一定的还款时间，以免将债务人的公司逼上绝路，但追债人哪管这些，在暴利的驱动下，要钱才是第一位！” “法律赋予了律师取证权，律师具有第三方的公信力，但我觉得悲哀的是竟然也有律师在兼任追债人的角色。”他认为，如果律师只是正常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对债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倒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有个别律师看到追债的暴利，也会走钢丝。杭州曾有一个案子，一名律师帮助追债公司出谋划策，结果追债人越过了法律的底线，最终，律师也被推上了被告席。 “这简直就是律师行业的一个耻辱！”魏勇强颇为气愤，“公力救助慢，慢有慢的好处，可以保证公平、公正；私力救助快，但快有快的坏处，不能不考虑。”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史晋川教授每年总会与数百名企业家座谈，追债难与执行难是一个时常引起共鸣的话题。 他分析，“追债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把公对私的债务关系转为私对私的债务关系，也就是把公家的债权拍卖给私人公司，由私人公司处理。这种操作世界各地都有。” 史晋川说，要重点剖析的是第二种债务关系，即“私对私”，追债人出现在司法介入前还是司法介入后，有本质区别。 “如果是在司法介入前，追债公司本质上还是在法律框架内操作，只不过它比债权人具备更专业的法律知识或者讨债经验。但如果是法律判决了，遇到执行难的情况，再引入追债公司，那就是用私力救助代替公权力了。”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关键是政府要行动起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美国，就专门有小额债务法庭，有利于经济纠纷的快速解决。”而尽快建立一个大范围的信用体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越洋追债：律师自掏腰包 “我不是中国越洋追债第一人，但我可能是倡导追债不成功不收费的先锋。” 跨国债务形势严峻 今年4月，美国一个月内相继披露3起重大破产案件，每件案子标的均超过1亿美元。接踵而至的破产消息，触动了刘海善帮助中国企业“越洋追债”的念头。 在中美两国各个渠道公布的资料中，刘海善发现每发生100美元的贸易金额，中国企业就会有3到5美元的坏账无法追回。据中国商务部出口坏账研究处今年4月公布的资料显示，去年在中国对美国出超的2200亿美元货款中，约有5%的坏债，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0.25%-0.5%。依此推算，2005年的坏债数额可达110亿美元，按每家公司平均坏债20万美元算，涉及坏债公司就达55000家。 2006年，中国媒体公布的预测数据称对美出口贸易额将超过2800亿，甚至可能首次突破3000亿，坏账的比例也将随之创出新高。巨额坏账长期积累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年4月披露的这3起重大破产案件，每一起都涉及到了中国企业。3家完全不同类型的企业，同时爆出巨额坏债破产消息，中国企业长久以来外债难追的状况已经达到了爆发崩溃的临界点。 刘海善坐不住了。 2006年4月中旬，他放下了手中所有事务回到中国。 刘海善曾在华东政法学院任教。他回国后在上海多家律师事务所奔走，酝酿“越洋追债”。让他失望的是，尽管不少律师事务所都表示了合作意向，但本土律师不懂美国的破产法，更不清楚越洋追债的程序和手法。 何不让美国的律师先来帮助中国企业追讨越洋债务？刘海善迅速成立美中资产管理公司，多方邀请美国律师事务所加盟，条件非常简单，但却令相当一批律师事务所望而却步：第一，必须在美国从事专业追债10年以上，有丰富的经验；第二，对中国态度友好，有一定的正义感；第三，事先不收任何费用，追债过程中的支出全部由律师自己垫付，等债务追到后才能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拿钱。 “第三点吓走了很多美国律师事务所，纽约的6家律师事务所留下了，包括一家拥有300多名律师的大律师事务所。”刘海善说。 与此同时，北京和上海的律师事务所也开始加入这个追债团队。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和洋律师事务所的联合行动，相互弥补不足，降低讨债成本。中国律师也可以通过实战演练，提高在海外行动的能力，最终形成强大的海外诉讼力量。 请先自掏腰包 刘海善的第三个条件，为中国企业越洋追债扫清了主要障碍。 聘请一位美国律师每小时起价高达350美元，而且，即便雇用了律师也并不代表着追债就一定能成功。这给中国企业传递了一个信息：货款坏账之后，可能再次面临巨额律师费，千万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早先中国企业遇到越洋欠债时，大部分两眼一抹黑，哑巴吃黄连。即便有企业愿意出钱雇律师追讨欠债，也吃了很多亏。”刘海善说，2002年，一家中国节能灯泡生产厂家向美国企业追讨50万美元的欠债，聘请了一位美国当地的律师，按标准每小时支付350美元。这家美国企业在事发后不久即改名换姓，搬到了另一个州。久寻无果，中国企业每月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直到2004年无力继续承担。此时，美国法院突然向这家中国企业发出传票追讨欠下的律师费用。此时这家企业已濒临破产，将这张法院传票置之高阁。 2006年，这家中国企业获悉刘海善开通“越洋追债”后，第一时间和他取得了联系。“因为当时没有给美国法院一个回音，法院最后判决中国企业藐视法庭罪，欠债不仅没有追讨回来，连美国法院都向它关闭了大门。要继续追讨就必须先敲开法院大门，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昂贵了。”刘海善说，这样的哑巴亏在中国企业中已经吃得太多。 “追债事先不向中国企业收费，不成功的追债，律师将得不到分文报酬。”刘海善说，这一创新理念，一次性将困扰中国企业的两大难题全部解开。 “但这些只治标不治本，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企业家的法律意识太淡薄。”回国期间，刘海善曾经走访了浙江义乌的多家民营企业，“他们对现代风险毫无防范心理，交易多了难免不会出现坏债问题”。 就在纽约新闻发布会召开后的10天内，中国国内超过300家媒体转载、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中国企业美国追债免费电话1797108991056167开通。中国的企业家们欢欣鼓舞，每天不分时段拨打电话咨询、报案，以至于刘海善不得不在下班后将这个电话呼叫转移到自己家中，即便凌晨3点都会起来接听。“投入的精力大大超出我的估计。” 目前刘海善已经从报案的案件中筛选了一批进入司法程序。“但这些案子都比较‘weak’(虚弱)。”刘海善说，很多中国企业企业提交的文件很不齐全，不少交易都是口头承诺，根本拿不出书面证据，一些中国企业为了少缴税贪小利，还常常在纸面合同之外有所约定。事后美国企业一旦不认账，中国企业就很难为自己辩解。“如果美国企业再聘请个无赖律师，向法院提出反调查，我们的官司就很可能被拖上一年以上。” 中国问题无可回避 在美国追债，可以花几百上千的律师费，请专业人士走法律途径慢慢追讨，当然也可以出钱请追债公司的人马为你奔走。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美国既然承认了追债人这种职业，就一定在四周设立好了红线防止有人越界。 美国的追债公司多如牛毛，每个人都可以成立这类公司，但这类公司中往往没有专业律师。公司青睐的那些身高马大的追债人，最多也就是打打骚扰电话，早晚时间堵在当事人的家门口，耍些小手段而已。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追债过程中，追债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电话进行追讨，但如果对方在电话中告知不欢迎打电话，追债人第二天就决不能再打电话了。另外，追债人在拨打电话前，都会到美国一个专门机构去查询当事人的电话是否属于保密范围，一旦当事人申请将电话列入保密之列，追债人再拨打这个电话，对方就可以侵犯隐私权将追债人告上法庭。 向美国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也是当事人反击追债公司的有力武器。当追债公司骚扰当事人时，当事人就可以采取电话录音的方式收集证据，然后进行投诉。美国消费者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可以应投诉者要求通过律师去起诉对方给予制裁和经济罚款，同时在信用系统上也会留下不良记录。 “不排除他们在追债过程中会动用非法手段，如果当事人感觉受到胁迫就会立即打电话报警，他们决不会因为自己背债而躲躲藏藏。”刘海善说，在美国追债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动用非法手段追债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迫害，也是对这种社会制度的威胁。早些年美国各种帮派势力猖獗时非法追债相当厉害，但随着一些黑势力的分崩解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聘请律师的正规渠道去追讨债务。 2006年9月1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搜狐网博客频道开通中美追债博客，借助网络及结合美国追债律师团丰富的专业资源，使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债权人多途径、全方位了解中美追债业务。十一长假后，中国商务部国际商报(国际商务交流中心)、美国美中资产管理公司和搜狐网还将联合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社会调查，进一步了解中国出口企业对美追债防债的客观需求和具体情况。首届“中美追债防债论坛”将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中国企业美国追债防债保障同盟”也正在筹组之中；中美两地律师和专家撰写的《中国企业美国追债防债实用指导手册》明年也将问世…… “追债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中国要做的是立法和规范。”刘海善说，中国追债公司今后的发展可以采取与律师事务所联合的模式，让专业追债律师在追债公司中担当部分职务，同时对从业人员必须进行资格认证，建议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获得相应资质。-
银行“非法”清欠？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开始激增。 然而北京一家讨债公司的老板却声称他们一年就为银行追回了近3000万元欠款。 在美国和我国台湾，银行通过讨债公司清欠已经是行业惯例、蔚为大观，大陆金融业是否也在踏上“清欠外包”之路？ 投标归来 刚刚参加完广州农行不良资产包竞标的老王，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没中”。“我们与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作，他们提出要前期调查费，银行不愿出这笔钱，最后没谈拢。” 老王是“讨债大王”李秋忠的助理，在这个行当已足足做了15年。“我原来在粮食部门的清欠办工作了3年，1991年开始自己做。”说起成功率他底气很足，“我们的成功率银行永远达不到。法院强制执行的成功率才60%，我们的成功率有80%” 对银行而言“咽不下、嚼不烂”的铜豌豆，讨债公司为什么能把它们变成香饽饽？“激励机制不一样。银行员工追债不成每月至少还有生活保障，而我们的员工事先不会给他一分钱。银行也不会先给我们经费，风险都要公司承担。去广州追一笔债，如果失败了不仅赚不到还要赔上车马费、住宿费、调查费，我们当然得拼命把钱要回来。” 老王抱怨银行的“吝啬”。“我们给企业做，经常可以拿回40%-50%，但银行只给我们百分之零点几、1%，最多不超过5%，实在太少。”可是老王并不愿放弃这位大客户。“几百万的单能分到5%，也很可观。” 威远公司的业务更是主要来自大型国有金融单位。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银行合作，当年代理了两家数十笔业务，涉及金额高达2.4亿。2005年为一家银行减少了3000多万元的坏账，而去年该行花掉680多万清欠，动用40多人，却是颗粒无收。 据说在北京，像威远这样以银行为主要客户的讨债公司大约有300家。而一位国有银行在京的工作人员和山东某城市信用社的信贷员也私下表示：“我们觉得委托讨债公司是个好办法。依靠信贷员清欠，不算利息，只要能把本金要回来，银行就要给信贷员提成，还要发奖金，算一算成本并不低。” 记者得知，银行内部准备在助学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领域与追债公司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这个消息得到了一位国有银行负责催债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证实。 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催收信函的“模版”。“信用卡风险管理有一整套流程。从到期还款日开始，以30天为一个周期，依次为内部电话催收、银行发催收函。如果拖到第90天，银行便会派人上门催收，再逾期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一般收到这些信函，只要持卡人本身不是恶意的，基本上很快会把钱还上。但到了第三个阶段，恶意欠款的性质明显增加，催收便不是说说规定的话、发发信就可以解决了。恶意欠款银行自己是怎么都要不回来的，往往会在这个阶段委托外面的讨债公司，有的已经形成‘惯例’，一到时间便把债务打包处理给讨债公司。” 执行艰难 2000年以前，不少老信贷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讨债高手。 某国有银行老信贷科长许盛谈起他当年的清欠经历就眉飞色舞。但他的成功案例多是通过法院的“抓人”奏效。“那是1996年，当时法院执行案件还可以直接拘留，现在报批手续麻烦了。” 对银行而言，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来清欠，一直是最常采用的方式。然而《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列举了目前金融执法所面临的种种尴尬。首先是违约时债权的执行时间过长，程序过于复杂；其次是抵债资产回收效果差，判决变成了一纸“白条”。还有便是执行费用太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诉讼伸张债权，除了立案、诉讼保全、执行等环节需要先垫付费用外，在案件审判或执行阶段，往往还需支付鉴定、评估、执行物过户等费用，收费的环节多而且费率高，导致诉讼费用基本要占到诉讼标的金额的10%至20%，而且，常由于债务人无意或无能力偿还，最后变为金融机构自己负担。” 老王也告诉记者：“有时候法院想加大执行力度，地方上的领导会出面打招呼。” 一位人民银行负责人曾经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或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的考虑，公开或私下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纵容企业逃废债，甚至有组织地推动企业实施违规违法破产逃废债。” 一起得到国务院高度关注的“中江案”的主角便公然声称：“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便捷、最好的办法。通过破产，我们的企业基本上都搞活了，而且产值、收入、利润、税收都大幅度增加。” 捷径便是让一家“四川省贸易企业最佳效益30强”企业在短期内实现“非正常死亡”，通过假破产逃废银行债务3419万元。该案被定论为“一起由地方政府牵头策划、地方财政部门提出主张、当地法院积极配合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赖账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开始激增。 “1999年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剥了之。但我们银行剥了10个亿出去，还剩下30多个亿的欠账收不回来，其中不良贷款含量高达81.5%。国家给我们的清欠压力非常大，只好内部成立了资产经营部，专门负责要贷款。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去找讨债公司。”许盛说他当信贷科长的时候，也对外委托过两笔法院也收不回来的贷款。“虽然是‘地下活动’，但双方也都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 黑道与黑幕 “讨债公司多是走黑道。”许盛透露。 北京市8月份发生了一起北京银行官园支行委托讨债公司“抢车”案，朝阳法院双桥法庭进行了审理。据车主李某回忆：“4月13日，我驾驶从朋友处借来的奥迪轿车时，突被一辆帕萨特轿车(无牌照)从后猛烈冲撞。随后从该车下来三名高大的光头男子冲上来，其中两人揪住我欲往后车上拉，另一人把我所驾奥迪车钥匙取走。车内10万元现金和价值7258元的公司经营用品被该三人弃于路边以致全部灭失。” “有些银行的清欠人员虽然是本行职工，却是从外面招聘来的，各种待遇和正式职工不一样，他们用的方法也跟我们从前的信贷员不一样。”一位国有银行人士表示。 老王接受采访时始终把自家公司跟那些“今天抢劫、明天盗窃、后天讨债的害群之马”划清界限。据说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心”。“我们一直尽量避免暴力冲突。你上班我跟着你上班，你下班我跟着你进门。你说我买点酒、烧鸡，就当作串门、找你谈工作，你还能报警吗？总之就是你休息我们不休息。” 但是许盛认为：“银行对于清欠有时候并不是很起劲。一般的看法是银行大部分不良贷款都是政策性贷款，国家最终会买单，它不着急。其实不完全如此。很多银行和熟人串通起来的贷款，最终都把它冠以政策性贷款的名义。因为牵扯到很多内幕，银行不敢把这个账全部放给人家去要。” 银行不良资产的债权转让和清欠往往没有必然关系。 “去年某行把不良资产包卖给了外资机构，后来又把它买了回来，这一买一卖，不良资产危机就抹平了。还有的企业欠了银行100万，跟银行商量好了只出10万块钱摆平。但这个企业不好直接出面，于是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把这个资产买回来。银行和企业都皆大欢喜，最终吃亏的是国家。” 老王也告诉记者：“我们从银行直接拿的单少，大部分是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拿单。最早的一单是在2000年左右，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用400万买回来烟台农行一笔1000万的不良资产。里面有一家欠款大户是农机公司，只剩下一块闲置了十几年的地。他们在当地颇有势力，资产管理公司也运作不了，只好找到我们。 “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调查，农机公司的老总住在哪里，他老婆在哪儿上班，子女工作的单位我也找过，说动他身边最好的朋友牵头谈判，这个过程就不说了，有些事情不能给你讲，是我们的商业秘密。总之，最后这个老板明白不给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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