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侦网消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经贸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这也无疑加大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 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以反洗钱刑事法律为基点，以金融机构反洗钱为重心，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反洗钱法律体系。但中国的反洗钱工作无论从立法、预防犯罪，还是从洗钱罪的鉴别及侦破角度看，都尚处于起步阶段。 地下钱庄背后 近几年，在公安、外汇局及人民银行的通力合作下，中国在打击地下钱庄方面取得的成效比较突出。其中，仅2004年4-12月就捣毁了155个地下交易窝点，缴获现金1.1亿元，冻结账户460个，涉及资金4200万元；2005年1-10月，又打掉地下窝点42个，涉案金额25亿多元。 但是，地下钱庄并不等于洗钱；它有可能是涉嫌洗钱，有可能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也有可能仅仅涉及一般违规行为。 比如晋江一个地下钱庄，通过与其香港合伙人的合作，曾经替赖昌星将120亿元兑换成港币，并存入香港远华的账户中。如果法律上能把“知情”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那晋江的该地下钱庄无疑就犯了洗钱的罪行。又比如成克杰，曾经花费了1000余万元的代价，通过地下钱庄将巨额非法所得，转往香港的个人账户。如果今后主观要件不再强调必须是“明知”，那该地下钱庄同样也可因涉嫌洗钱而获罪。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打击地下钱庄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其一，地下钱庄所从事的非法买卖外汇，虽然与上游犯罪有一定的关系，但从其主要原因分析，政策缺陷显然是最重要的。比如，“三来一补”企业的工缴费管理问题，购汇所需材料偏多、手续较繁琐问题，台币、韩币未自由流通问题，以及多数口岸边贸人民币收入不能退税、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民企购入“变性”所需的外汇等，都是非法买卖外汇猖獗的重要原因。 其二，监管部门及执法部门近几年虽然破获了一批又一批地下钱庄，但定罪的依据主要是“非法经营”，而不是舆论和公众所理解的洗钱罪。
其三，对非法买卖外汇深层次动因的追查力度略显不足。光抓几个黄牛是不够的，最好的结果是监管部门能通过深入调查，揭示出黑市交易所隐藏的违法违规行为。反洗钱法出台以后，深挖交易的背景和动机一定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反洗钱职能部门，重视办案关注面是否均衡、案件是否与国家当前最流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密切挂钩的问题。 获罪缘何难 迄今为止，司法部门所判定的洗钱罪，大致上只有汪照、蔡建立等极少数案件，而且基本上都是上游犯罪——贩毒罪破获后被牵扯出来的。当然，洗钱案子破获很少，主要是法律不完善、跨部委信息传递不够通畅，以及银行在预防洗钱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造成的。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及本外币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目前还只是部门规章，法律地位明显偏低。 中国要修改洗钱罪的主观要件构成，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洗钱犯罪在主观方面必须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等4种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故意掩饰、隐瞒其性质和来源，才能构成洗钱犯罪。但对于“明知”该如何把握，以及“明知”的程度和判断标准该如何界定，刑法都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从行为人特别是银行员工的角度看，要确定正在处理的现金、转账业务，究竟与黑社会、走私、贪污受贿等4项犯罪中的哪一项上游犯罪相关，困难是非常大的。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美洲学习，将主观要件从直接故意放宽到间接故意乃至重大过失也可构成“洗钱罪”。 中国虽然在刑法中对洗钱的上游犯罪经过一次添加，但仍然只有毒品、走私、恐怖活动、黑社会共4项罪名。这与央行反洗钱规定中含有“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兜底性表述不尽一致，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法律也有较大的不同。 参与洗钱却未获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覆盖面严重不足，未把保险、证券类金融机构及黄金珠宝等行业纳入其中并制订有针对性的措施等问题。 在国际协作方面，中国虽然是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工作组(EAG)的创始成员，但尚不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正式成员，也未恢复亚太反洗钱小组的成员资格。这对中国利用国际间的情报信息交流及司法合作来打击跨境洗钱活动、追索在逃贪官是不利的。另外，中国还存在现金管理偏松，现金交易量甚大的现象，以致现金这一匿名资产已成为逃税、非法买卖外汇及犯罪的主要工具之一。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中国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有效措施，修改现金管理条例，加快反洗钱法的制订工作，并积极寻求加入更有代表性的国际反洗钱组织。
银行的责任 中国境内参与洗钱的不仅仅是地下钱庄，更重要的途径是通过银行。要真正做好反洗钱工作，中国还应赋予银行更多的反洗钱责任，责成银行落实预防洗钱的种种措施，加强跨部门的信息交流，并配合反洗钱法的出台，将工作重心从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转到侦破一批真正意义的洗钱罪上，以有效遏制目前仍比较猖獗的贪污腐化、侵吞国有资产、金融犯罪、走私、逃税、诈骗等犯罪行为。 在反洗钱工作中，多年来冲在第一线或者承担主要责任的一直是人民银行、外汇局和公安经侦部门。因为对客户最了解的是银行，对现金或结算业务特点是否与客户身份不符掌握得最具体的也是银行，因此，无论从预防洗钱还是从发现可疑线索的角度说，银行都处于第一线甚至最为关键的位置。
可惜，当前现状是：人民银行负责制订反洗钱法规，负责对银行履行反洗钱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银行一般都会按规定上报大额及可疑交易数据，但一些员工总觉得反洗钱不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且银行上报的多数可疑信息，无论从与客户背景及经营主业的匹配分析，还是从情报信息的深度和连续性上说，都比较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情报价值。
在具体案例中，我们甚至发现福建一些银行的个别员工直接替地下钱庄拉客并代为处理兑换、划账事宜；在某边疆重镇一国有银行员工甚至将人行、公安联合办案的信息有意泄漏给涉嫌人员，指示他们暂停交易以避风头。这种状况与中国没有直接赋予银行更重的反洗钱责任，没有把“知情”及“重大过失”作为洗钱罪或渎职罪的主观要件有相当大的关系。 中国的洗钱罪主观要件如果能做出调整，对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责任，提高其反洗钱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深入地做好反洗钱的预防、信息收集及侦破工作，中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对银行提出更高的要求，并赋予更重的反洗钱责任。而要加重银行的反洗钱责任，必须修改反洗钱法规。
为洗钱加把锁 完善制度 就人民币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而言，最大的缺陷是没有针对各类产品的特点，将涉嫌洗钱犯罪的可疑范围涵盖至资金及现金收付以外的所有业务领域。另外，人民币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没有将个人资金收付频率及规模与其身份明显不符，作为可疑信息列入第八条款中。 就外汇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不足。
一是在可疑交易描述上过于偏重非法买卖外汇及企业外汇违规案件的线索分析，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联系则相对较弱。 二是对本外币之间的相互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可疑交易关注程度不够，比如办法虽提及个人现金结汇问题，但对企业故意在审核或报告标准以下，将大额外汇拆成多笔后频繁结汇，或个人故意将现汇大量拆单结汇等现象，都没有列入应报告的可疑范围。 三是采取列举的方式容易发生有些可疑交易列得太细，有些则出现遗漏的现象。 在此情况下，我们原本应该在可疑信息前头作一些概括性的描述，以便银行员工更容易记住反洗钱的原则要求，尽可能减少应报未报现象；但在实际法规中，这样的描述确实比较欠缺。将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更宽泛以后，经修订的本外币反洗钱法规在提及可疑交易时，应该加入类似下面内容的概括性描述：缺少合理的经济内容或意图的交易；似乎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或与客户财务状况不符的交易；客户提供的资料或文件不足以或无法支持的交易；资金来源不明或不能证实因而是可疑的交易；该客户从未做过生意的高风险行业或地区的交易；好的难以置信的交易或商业机会。对这些概括性的可疑交易，如果我们要求银行报告，对银行真正贯彻KYC原则(了解你的客户)，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实做细反洗钱工作肯定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许多具体案例表明，我们上述那些建议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在开平中行发生的惊天大案中，犯罪分子不仅通过温某、关某等人开的地下钱庄，将近9亿港元转移到许超凡、许国俊等人的境外账户中，还利用操控企业的账户，在无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将27.7亿港元转移出境；其中，通过开平涤纶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洗钱的规模就超过15亿港元。许超凡大案既涉及账户管理，尤其是企业账户的出租、出借及被冒用等问题，又涉及银行在叙做授信及进口结算业务时，该如何落实KYC原则及该如何识别可疑交易的问题。 根据前面的概括性描述，这些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结算业务一般都属于“资料或文件不足以或无法支持的交易”；从具体形式上它可能会表现为进口未核销的状态。前几年汕头许某某曾经利用20多家空壳公司为走私活动洗钱，半年的营业规模就达到18亿元，业务量甚至超过当地的银行。这里边事实上也牵涉到银行的账户管理、可疑现金交易报告以及KYC原则的执行效果问题。 信息化管理 银行在账户管理、客户分类、内部信息库和黑名单库的建设以及与各项业务相关的反洗钱指引制订上下足功夫，以尽快堵塞反洗钱方面的诸多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未对客户进行有效分类，账户管理的手段比较落后。像德国，在接纳新客户之前，银行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关注高风险国家、高风险行业(如黄金珠宝商、房地产商等)、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及银行内控系统预警的客户。其中，按国际惯例高知名度政治人物不仅包括政坛人物，也包括国营公司的高层；既指政治人物本人，又涵盖其直系亲属。如果是境外的企业来开户，德国银行还会依例进行查册、核实工作。 对非居民个人的账户，大多数中资银行都未将其与居民加以明确区分；对那些姓名较长的非居民客户(如中东的客户)，有些银行由于受字节的限制，在开户时甚至没有输入其全名或录入姓名的做法不够规范。对那些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客户，一些银行在为其开立离岸账户的时候，也没有按国际惯例进行认真的查册。
对国内居民客户，大多数银行在开户时一般只会按实名制要求索要其身份证件，既未要求填写包括职业在内的详细资料，又没有内部信息库和预警系统来提示该新客户是否属于高知名度人物或其直系亲属。恐怕这就是中国的贪官极易隐匿和转移不法所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对企业客户而言，中国银行在开户时一般都会验看营业执照正本，但大都不会去进一步调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并将其录入账户信息中。除以上问题外，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大多数中资银行的信息系统目前还比较落后，各个业务模块比较分散，较难对单一客户的存款、贷款、结算、外汇买卖、代理保险等产品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客户的整体交易是否与其背景及主业不相符。
反观中国，迄今为止各家银行在开展国内业务时，一般都未对客户进行高风险国家、高风险行业、可疑客户及高知名度政治人物的识别、预警及分类工作。 第二个漏洞是许多银行都没建立预防洗钱的专用信息库和黑名单资料库。仍以德国为例，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就在内部建立了庞大的“预防犯罪研究”数据库(PCR)，以确保银行不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目前，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既缺乏可用于客户分类、反洗钱预警的庞大数据库，又没有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黑名单库，并将其与业务系统进行有效连通。虽然外汇局反洗钱部门建立了黑名单制度，但由于跨部委的信息传递不畅，因此，黑名单资料库中很少有公安、安全、法院、税务、海关及反贪部门已经定性、定罪或通缉的名单。对待联合国发布的黑名单，各家银行都会转发文件，要求员工认真遵照执行；但由于黑名单没有录入与各业务系统相连的信息资料库，因此，很容易发生有些部门(如信贷部门)没有关注被制裁名单的情况。同时，由于外国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人名很不好记，银行职员日常处理的工作量又比较大，因此，仅靠人脑来落实被制裁名单的做法收效甚微，实际上很不可靠。 第三个漏洞是中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反洗钱监控系统。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一般都会推荐银行使用“SMARAGD”系统。这是一种以风险分析方法为基础，主要用于私人和公司银行业务的反洗钱监控系统，具有分析异常客户、异常账户和异常交易情况，按风险类别自动生成数据，对每个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并对特别可疑交易进行搜索等功能。除了该系统外，德国银行还使用“TRACKER”系统来从事代理行业务的反洗钱监控工作。 中国还应该建立更加通畅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并与国际金融界和司法界一道积极研究破解电子化洗钱及网上洗钱的有效办法。只要信息量有保证，反洗钱措施落到实处，电子化给反洗钱工作带来的困难从总体上说是可以克服的。世纪经济报道
柴青山 2006年02月18日 (本文系作者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本文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
协调与原则：中国反洗钱法的精神
反洗钱法进程 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恐怖活动的日益猖獗，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活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各国纷纷通过立法规范和协调反洗钱工作，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
近几年来，我国反洗钱立法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反洗钱立法和反洗钱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缺乏反洗钱预防性法律规定，仅在部门规章中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作出规定，即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简称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法律级次和法律效力较低，刑法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也有明显缺陷，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需要。 2002年以来，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联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反洗钱立法议案，要求加强反洗钱立法，尽快制定反洗钱法。该法已经作为立法规划第一类法律，即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必须完成的法律，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由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组织起草。 根据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要求，2004年3月23日，由全国人大预算工委牵头组织、18个部门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正式成立了，小组制定了起草工作计划，标志着反洗钱立法工作正式启动。 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小组分别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15个部委有关司局的负责人，及部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代表分别介绍各自反洗钱工作情况和立法建议。 2005年2月起，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小组起草了《反洗钱法(试拟稿)》条文和《修改刑法有关洗钱犯罪规定的建议(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形成《反洗钱法(征求意见稿)》和《修改刑法有关洗钱犯罪规定的建议》；8月起征求各方面对《反洗钱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并根据各有关方面主要意见，反复修改《反洗钱法(征求意见稿)》。目前反洗钱法(草案)正在进一步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 预防和监控洗钱活动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关键环节，是切断或限制犯罪集团的资金来源，削弱或控制犯罪活动的重要手段。制定反洗钱法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就是要建立健全反洗钱预防监管制度、内部监控制度和各部门分工协调机制，形成严密的反洗钱网络。反洗钱法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立法宗旨、适用范围和主要原则，反洗钱预防监管和内部监控制度，义务主体包括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反洗钱调查，反洗钱国际合作，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等。 界定洗钱和洗钱罪 如何科学界定洗钱的定义，并与刑法有关洗钱犯罪规定相衔接，是反洗钱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一般来说，洗钱是指为了使违法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表面合法化而进行的有关活动或过程，即通常所说的，就是将“黑钱”清洗为所谓“白钱”的活动或过程。
一些国际组织和主要国家对洗钱的定义不同，相对而言，《欧盟反洗钱指令》和美洲国家组织《关于洗钱犯罪的示范法》对洗钱界定的范围较广、内容比较系统全面，表述比较具体清晰，有利于全面系统的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根据洗钱活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与国际通行做法衔接，参考和借鉴联合国《禁止洗钱法律范本》和上述国际组织对洗钱的有关界定，我国反洗钱法可对洗钱定义如下：洗钱是指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某项财产是毒品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恐怖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或其他严重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转换、转移(或转让)、掩饰或隐瞒、获得、占有或使用该财产。 概括起来，洗钱方式共有七种，其中最主要的有前四种方式：即转换、转移(或转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后三种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洗钱方式的延伸：即获得、拥有和使用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是洗钱犯罪的根本目的。增加后三种洗钱方式，不仅使洗钱界定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全面系统，也可缓解公安司法机关对洗钱犯罪举证难、与其他相近犯罪如窝赃罪、赃物罪等区分难的问题，有利于加大对洗钱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力度，而且也与国际通行做法衔接，有利于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司法合作。 为了便于反洗钱法与刑法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互相衔接协调，在洗钱罪的犯罪构成上，主观要件要求主体实施洗钱犯罪应是明知是严重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各种方法去掩饰和隐瞒。客观要件要求对严重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上述七种洗钱方式的任何一种。
洗钱犯罪主体范围应否包括上游犯罪本犯，在通常情况下，上游犯罪的本犯应当纳入洗钱犯罪的主体范围，因为：涉及洗钱的犯罪分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实施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其中有些直接进行洗钱活动，有些为了掩饰或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真实性质，往往参与、合伙或共谋实施洗钱；另一类为请别人代为洗钱的委托人，他们委托或者帮助、教唆、指导他人实施洗钱，即便实施洗钱未遂，这类犯罪分子也是洗钱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上游犯罪与洗钱犯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互相独立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各自的刑事责任。把上游犯罪的本犯纳入洗钱犯罪的主体范围，有利于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力度。 因而，上游犯罪的本犯，如果直接实施洗钱行为，或者委托他人实施洗钱行为，都应当纳入洗钱犯罪的主体范围，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按照刑法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有利于加大对洗钱犯罪和上游犯罪的打击力度。 特定行业的非金融机构纳入义务主体
如何科学界定反洗钱的义务主体是反洗钱立法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反洗钱法中的义务主体不可能列举穷尽，因而应当采取列举法和概括法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我国反洗钱法的义务主体应当包括金融机构、特定行业的非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 反洗钱义务主体应当建立反洗钱预防和监控制度，包括客户身份核查制度、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和内部监控管理制度，其重点内容有：建立以大额现金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为核心，健全其他预防监控制度和内部监管制度，形成严密的反洗钱预防监控体系；建立防范洗钱风险责任制，上至单位最高领导、每个部门分管负责人，下至每项具体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分工明确，职责到位，不留死角，各司其职。
此外，要严格检查考核制度，将防范洗钱风险作为工作业绩重要内容，并与奖惩、升迁紧密挂钩；制定反洗钱宣传培训制度，切实加强对内部员工反洗钱的宣传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反洗钱意识和预防监控水平。 还要搞好反洗钱的配合和协作，包括内部协调和外部协作，义务主体要主动协助有关主管部门开展反洗钱的调查，金融机构特别要积极配合公安司法部门搞好帐户的查询、冻结和扣划非法资金等工作，以形成反洗钱的合力。通过建立和落实上述内部监管制度，确保义务主体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反洗钱义务与特定行业的非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有一定的区别。在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和内部监控制度等方面，金融机构应有更高要求。 金融机构是洗钱犯罪分子最佳的洗钱渠道。金融机构经常与资金及其帐户打交道，处在反洗钱的前沿，具有其它机构所没有的特殊优势，有的银行机构和人员受利益驱动，不履行应尽的义务，反而利用职务便利参与洗钱活动。为了防止金融机构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或者内外勾结从事洗钱活动，在建立反洗钱预防监控制度方面，对金融机构必须有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在建立健全预防监管制度方面，要求应当囊括金融机构与洗钱可能相关的所有环节，涵盖从业务办理程序、异常交易发现、洗钱信息内部报告、内部分析处理程序、向主管部门报告程序、反洗钱资料档案管理，一直到内部监督管理等金融机构工作的各个方面。 在反洗钱组织保障方面，要求设立专门的反洗钱部门(如反洗钱办公室)，充实反洗钱的专门力量，设立专职的反洗钱主任或专员(如德国称为反洗钱专员)，其主要职责：一是分析、汇总员工涉嫌洗钱交易的内部报告；二是负责与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三是制定和完善反洗钱内控监管制度；四是组织对员工的反洗钱宣传培训；五是处理与反洗钱有关的其他事项。
在加强内部监管方面，建立专门的审计部门，加强对内部机构和人员的监管和控制，防止洗钱分子与内部员工互相勾结，共同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活动；推行和落实防范洗钱责任制，明确所有人员的反洗钱职责，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落实到人，奖惩分明；加强对员工的宣传培训，增强员工的综合素质和反洗钱意识，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提高防范和监控洗钱的能力和水平。 建立高效工作协调机制 为了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有关部门陆续开展了反洗钱工作，对我国反洗钱工作机制和协调机制等问题进行过探索，逐步建立了国务院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国务院领导下先由公安部牵头、后由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同时还存在着各部门的职责与分工尚不明确，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够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国家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国家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首先是明确划分国务院金融主管部门、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在反洗钱方面的主要权限和职责分工，这是搞好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全国反洗钱工作及其重大事项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和协调。 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机构，是预防监测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纽带和桥梁。建立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机构，集中收集、分析监测、处理可疑交易信息，是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基础和核心环节。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反洗钱信息机构。作为反洗钱信息机构合作组织的埃格蒙特集团(Egmont
Group)的58个成员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类似的机构。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40条建议》第26条规定，各国应当建立一个反洗钱信息中心，作为接收分析和移送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其他潜在的洗钱和恐怖融资情报的国家中心。《联合国反洗钱示范�<关于反洗钱信息机构的法令范本>》第1条规定，本信息机构应有财务和预算的自治权以及对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有独立决策权。第2条规定，信息机构应有包括金融、银行、情报、海关或警察调查方面有特长的专家。 根据国际专业组织反洗钱法律文件，参考联合国反洗钱法律范本的有关规定，借鉴一些主要国家的成功经验，反洗钱法应当明确规定我国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中心；中心应当具有财务、预算和人员方面的自主权以及对有关信息的依法处理权，依法独立开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信息监测处理工作；中心应当配备金融、财税、海关、刑侦、法律等方面有专业特长的人员，中心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商请司法、财税、海关、刑侦等部门派驻有专业特长的联络员，协助开展有关工作，有关部门应予以配合。
为了使中心更好地依法履行职责，还应明确规定，中心应当具有以下主要职责：参与制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收集、整理、分析、监测可疑交易报告；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的大额现金和可疑交易报告及其分析结论材料；建立国家反洗钱信息数据库，妥善保存大额现金和可疑交易报告以及其他反洗钱信息资料；定期分析汇总涉嫌洗钱的信息资料，并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部门和国外对应机构依法交换反洗钱有关信息。六是研究分析国内外洗钱发展趋势，提出反洗钱的对策建议。
加强国际合作 签署有关国际公约，加入有关国际组织并成为其成员国，是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活动，我国积极开展了反洗钱国际合作。 签署批准有关国际公约。我国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签署国际公约，包括签署批准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分别签署了巴勒莫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协助对洗钱犯罪的调查。自1998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协助国(境)外执法部门调查洗钱犯罪线索一百多起，接待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警方来华进行反洗钱调查取证工作。 参加反洗钱国际合作和交流。有关部门积极组织或派员参加反洗钱培训项目，掌握国际反洗钱最新动态和技术手段。 为了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需要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全面落实已作出的有关承诺。一是根据巴勒莫公约的有关规定，进一步修改刑法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并重新核查我国金融法律法规的有关内容及其执行情况；二是认真研究《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犯罪收益的没收措施，对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理规定，有关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缴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并适时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积极加入有关国际组织。作为反洗钱领域重要的国际组织—FATF，制订了反洗钱《40条建议》及反恐融资《8条特别建议》，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也被我国参加的主要国际组织作为评估各成员国反洗钱情况的标准，评估结果对成员国的形象有一定影响。我国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按照维护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原则，积极加入有关反洗钱国际组织，广泛地参与国际反洗钱合作。 建立健全反洗钱信息交换机制。一是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国家反洗钱协调机制，加强各相关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合作，形成统一的对外策略和口径；二是依法建立反洗钱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加强对洗钱的新手法、新技术、新趋势等问题或经验的交流；三是依法建立反洗钱信息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提高信息交换的质量与效率，及时防范和有效打击洗钱活动。 建立健全反洗钱司法协助机制。联合国反洗钱示范法规定，缔约国应在本公约所涵盖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互相提供最广泛的司法协助。《FATF40条建议》规定，各国应尽最大可能迅速提供关于洗钱调查、起诉及其双边司法协助；各国应有协调查封和没收程序的法律框架，包括没收资产的共享；各国应将洗钱视为可引渡罪行。我国要做好有关立法工作：一是对洗钱犯罪的调查取证、账户的查询和冻结、资产的扣押等法律互助，作出相应规定；二是刑事立法应当健全完善犯罪资产及其收益的没收制度，并对没收分享作出规定；三是对引渡作出原则性规定。
21世纪经济报道 俞光远 (作者系全国人大预算工委法案室主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反洗钱法起草工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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