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中国慈善事业

　　徐永光说，按照国际惯例，慈善活动被普遍看成除了市场分配、政府分配的第三次分配，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了0．5的警戒线，如果算上城乡居民福利性分配的差别和高收入阶层，公职人员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因此，发展慈善事业，扩大第三次分配，使社会资源分配趋于公平，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玉章发言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缺少法律明确规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目前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的层次不高，不利于维护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

　　吴玉章同时提出，当前对慈善事业有不良影响的问题，还表现为一些行政管理的传统思路、我国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对慈善组织的不平等待遇等。例如，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特别批准内资企业向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2家慈善组织捐赠，允许全额扣除税额，这就使得其他慈善组织在募集捐款时处于不平等竞争的位置。

　　在论坛上，作为惟一一部规范慈善活动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因为规定过于原则，民众了解甚少，从而成为一纸空文，遭到了各方面的诟病。

　　吴玉章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某个慈善组织捐赠给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一笔款项，经过某些环节，被转给了该大学法学院。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只是规定“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界定，目前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解释。你说捐赠人的意愿被改变了吗？可以说被改变了，因为捐赠人最初确实是要捐赠给哲学系而不是法学院。但实际上，大多数捐赠人都不那么认真，只要捐赠款项能够做善事，也就够了。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许安标在提交给论坛的材料中指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为适应公益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规范公益行为和慈善行为，解决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必要修改现行《公益事业捐赠法》，民政部正在开展立法调研。

　　我国首次发布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我国由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首次共同举办的中华慈善大会今天在京开幕，大会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对全国慈善事业发展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划。

　　《纲要》提出，要推动慈善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逐步推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运行机制，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制度，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机制和公示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还要完善税收减免政策，保护公众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目前，民政部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该额度进行商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该额度有望提高。到201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

王嘉廉：慈善行为和富裕程度无关　

　　新闻背景：2005年11月15日，北京，美国“微笑列车”医疗慈善机构宣布大规模扩展其在华免费唇腭裂救治项目。自2000年3月“微笑列车”中国项目正式启动以来，“微笑列车”通过全国各地的135家合作医院，为超过8万名的贫困儿童实施了唇腭裂手术，超过4000名中国医生接受了唇腭裂手术培训。11月16日，“微笑列车”的发起人、董事长王嘉廉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谈了他的慈善价值观。

　　新闻人物：对于许多IT圈里的人来说，可能王嘉廉这个名字的诱惑力不比比尔·盖茨小。他1944年出生于上海，1952年随家人移居美国。他在美国皇后学院获得了数学专业科学学士学位，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河畔研究所担任程序编写员，从而开始了他的计算机生涯，1976年创办美国冠群有限公司（ComputerAssociatesInternational，Inc．，简称CA）。

2000年年初，王嘉廉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上年全球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作为全球第二大独立软件公司、全球最大商务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王嘉廉可谓是一位拥有知识、资本的华裔双重富翁。2002年底，王嘉廉在争议声中隐退，不过，他被CA公司授予了名誉董事长的头衔，他还是该公司第二大股东。他长期从事慈善事业，资助了几家关注儿童健康、福利、教育和文化的基金会；1998年，在美国正式注册了慈善组织“微笑列车”，现担任“微笑列车”的董事长。

　　记者：请问您是怎样和“微笑列车”结缘的？

　　王嘉廉：我在上高中时已经开始捐款帮助别人。当时有一个捐助国外儿童的项目，我捐助了一个菲律宾孩子，那个孩子常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他每天都做了些什么，看了那些信我感到非常开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了帮助别人而使自己也得到幸福的感受，使我后来坚持慈善事业的信念愈加坚定。“微笑列车”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组织最早的创始人白坚龙先生。这个慈善活动最让人信任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个结果，你能知道你捐的钱都用去帮助了哪些人。在这个活动中，你真的能看到很多孩子因为这个活动获得新生。这就是它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我也加入了，一起创办了“微笑列车”的董事会。我们希望，所有患唇腭裂的儿童都能够得到尽早治疗，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唇腭裂儿童。

　　记者：您从事慈善事业的驱动力来自哪里？

　　王嘉廉：当我能够为这个世界上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尽到我的一份力量的时候，比如通过“微笑列车”活动，给那些患病儿童第二次微笑的希望和机会，当你看到这些受助儿童发自内心的笑容时，你会感到非常幸福。如果我做了一些事使得一些人很快乐，那么我也会感到很快乐，这就是我做这些事的原因。

　　记者：作为“微笑列车”的董事长和CA公司的名誉董事长，您是如何在慈善事业和个人事业之间取得平衡的呢？

　　王嘉廉：事实上，我认为这两者之间谈不上如何平衡，因为我并不需要每天都拿出这两件事来衡量，算计今天到底在哪方面精力投入得多一点，但是一定要有一项认知，就是我已经做到最好。“微笑列车”已经具备一个很成熟的工作机制，我要做的事务性工作并不是很多。我们担心的不是没有时间去做，而是我们想要帮助的人不知道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这就需要媒体的帮助。媒体介绍得越多，人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可以为大家做的就越多。

　　记者：在中国，富人捐赠的数目并不是很多，而在美国，慈善行为已经成为富裕人群的一种经常性行为，您认为中美两国慈善文化的差异在哪里？

　　王嘉廉：当前的中国，慈善制度可能还不太被人们接受。当然，作为一个自然人，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想到回报社会。我们希望回报这个世界，让它以后能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更好。要树立这种观念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但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越来越好，只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我相信差异会越来越小。

　　记者：通过您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您认为慈善行为和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有关系吗？

　　王嘉廉：不，我不这样认为。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已经不断地去帮助别人了，但是那个时候不会有人来关注我的行为，因为那时我没有能力捐很多的钱给别人。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富裕程度或捐赠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有一颗心去帮助别人。

一名普通百姓关于慈善捐款的三个困惑

　　这两天，我国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次会议的规格和影响来看，国家对于慈善事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期待。而对于社会呼吁已久的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民政部也明确表示将推动制定，这可真是一个大好消息。

　　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关心慈善事业、热心捐赠的义务。但关于慈善捐赠，我却被一些问题所困扰。

　　一是谁有资格向我募捐。我本人捐款已经很多次了，但是，每次捐款都是由单位组织的。一般是专门有一个人到每个人那里收钱，捐钱之后还要以红榜张贴的形式予以公布。这就让我很纳闷了，慈善捐款不是由专门的慈善组织来负责的吗，怎么变成以单位形式来捐款了？我也曾碰到过几回学生卖报纸募捐的事。在上班的路上，有几个学生拿着报纸，见人就拦，说是义务卖报，给多少钱由你。但这不是卖报，而是募捐。我很为这些热心的学生们感动，但我又不明白，是不是谁都可以拿几份报纸，或者拿一个箱子去募捐呢？我知道一些政府性慈善团体，如中国红十字会等可以向我们发起募捐，但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团体，还有谁可以向我们募捐呢？这我还真不明白。据说美国有近80万家慈善组织，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但我所接触过的、所了解的慈善团体倒真是不多。

　　二是我的几次捐款都是针对一些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平时我们去哪里捐款呢？我的所有捐款，都是因为某一件重大事件的发生，如南亚大地震、某地大洪水等。平时我还真没捐过钱，因为平时没有人来呼吁，来组织，我甚至连本地有哪些慈善组织以及这些慈善组织在哪里办公都不清楚。我知道，不光是我，其他市民，去做个小调查，他们了解的相关情况肯定也不会很多。

　　三是我捐的钱是怎么管理、怎么分配的，对此我一无所知。大家挣点钱都不容易，既然捐出去了，自然就想知道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想看看这些钱有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不过，就我有限的几次捐款来看，要想知道这些信息基本是不可能的。我真担心，我捐的钱会不会被人贪污或挪用了。你可千万别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上次那个8两米的资助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即使我相信慈善组织内部不会这样做，那么，到了地方政府手里时，是不是还有人去监督这笔钱的用处呢？而且，当前有那么多人需要社会救助，我们又是如何来分配这些捐款的呢？

　　我想，这些决不是我个人才有的困惑。有人说我国有90％的公民没有给慈善事业尽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确切的数字，但我知道，要让更多的人为慈善事业尽力，就得解决他们的困惑，而不能让我们普通百姓糊里糊涂地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