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时报》独家专访仰融：转折点的开始

　　这样的神态使人产生错觉，仿佛面前这位曾经在2001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富豪第三，身家70亿元人民币，而2002年在一场与中国辽宁省的资产纠纷中丧失了所有家当、至今仍被通缉的企业家，现在依然是巅峰时刻，意气风发的岁月，而不是生命的低潮期。

　　他的助手文森特.孙对多维说，这两年来有许多国内的朋友到洛杉矶来，见到“老板”，也总是说他的气色好，觉得很惊讶。他说：“我自己也觉得，老板现在的精神状态、气色和健康都非常好。这两年，他正好也养养身体。在国内的时候太累了。养好了身体再革命嘛。”在仰融2002年6月出走美国之前，他的血压、心脏都处在危机的边缘。

　　在接受多维专访的5个多小时中，仰融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疲惫的神态。在大多数的时候，他总是很冷静，说话的语速很慢，每一句话都试图以最圆满的方式来表达出来。48岁的他身高接近1米70，走路缓慢但是有力，给人一种很沉稳的感觉。

　　但是，他有时候语速会变得很缓慢，细心地观察的话，会发现他脸上掠过一丝忧郁的神态，尽管在转瞬之间他又会恢复他平时不喜不悲的惯常表情。

　　仰融落座的时候看了看周边的环境，笑了笑说：“这个地方的环境不错。上一次《亚洲周刊》的纪硕鸣采访，也是在这里。”

　　这是1月26日中午，在洛杉矶帕萨地纳（Pasadena）区世界闻名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的餐厅里。我想，仰融是出于谨慎的原因，总是选择一个和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来接受采访。事实上，在我和仰融联系的过程中，都充满了这样的谨慎：他所有的助手都十分熟悉我的背景，并且在网络上搜寻过我的资料。甚至，他的助手曾经把我发给他们的照片，发给多维的高层，核对过我的身份。 　　“我只是一个自然反应”

　　2002年3月的时候仰融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意气风发”。他的资产正在加速度地膨胀着，在此前一年的2001年3月，北京的《财经》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调查性报导《华晨迷宫》，试图探求仰融财富的真正数字和资产拼图；华晨汽车独立开发的“中华轿车”，成为了和当年国际汽车巨头丰田的“威驰”、本田的“飞度”一样的热门话题；而他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市场动作，包括生产国产宝马、与英国陆虎合作等等，都掀起国内财经新闻界的一波波追逐狂潮。此时的仰融，早就被人忘却了是1992年第一个将中国的股票推上纽约证交所的金融客，而是汽车行业里沉浮的制造业巨擘。

　　但这同时却是一个转折点的开始。3月11日，中国财政部向辽宁省政府发出了一份政府函件，要求辽宁省政府“把香港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圆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晨空古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晨事业公司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和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家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并且要求“抓紧时间进行审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个行动，显然宣告剥夺仰融名下的所有资产。

　　2002年6月，仰融悄然从中国消失，到达了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家中，辽宁省政府先后接收了华晨集团以及公司旗下的其它投资和产业，仰融和华晨的名字逐渐淡出了新闻圈的关注：仰融故事好象也就到此终了了。

　　但是，2003年之后，仰融故事却又重新变得一波三折起来。这回他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而且香港和美国的媒体也在不断追寻华晨的这个“迷宫”，问题演变成为：华晨到底是谁的资产：中国辽宁省政府的公有资产，还是仰融个人的私有资产。不过，这些追寻的原因，来自于仰融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2003年8月，他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对辽宁省提出了诉讼，要求辽宁省政府归还非法侵占其财产权，标的是12.73亿美元。 “这个案子的激活，我们是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因为还没有一个个人状告中国地方政府的先例。这对美国的司法体系也是一个考验。”他说。

　　仰融能够在美国提出诉讼的根本基础，是他的身份符合美国法律的基本要求：他自己拥有美国永久居民权利（即绿卡），而他的妻子邹丽娅则是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分析说：“仰融的太太是美国公民，加州法律规定家庭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所以，这个官司并不是纯粹的一个关于中国的官司，而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官司”。仰融显然非常清楚这个定义之间的差别，他一再说，他自己所运用的是“国际法”。并且，辽宁省政府在对待他的时候显然在他看来是身份不对：“2002年6月10日左右，我跟北京、辽宁通电话，说我回美国，是回家，身体不好，想休息一下。我1991年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港澳同胞。”因此，华晨的所有投资，从最初开始，就是“境外投资”。

　　仰融说，这个案子现在是在法院里走程序。按照法律规定，起诉书必须送达原告之后才可以开庭，因此法院曾经以外交函件的形式送达辽宁省政府。不过，在送达过程中仍然发生了意外，北京方面曾经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接受，一直在法院第三次送达时才得到了接收。目前，辽宁省政府已经不得不面对这个诉讼，已经聘请了一个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协助应对诉讼。2003年11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给外交部发去外交照会，签名为大使雷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按照适用的美国法律，诉讼被告必须在六十（60）天内对传票，诉状及诉讼通知做出响应，否则有可能面对没有机会代表自己提出证据或辩论的最终判决。因此，美国大使馆要求请将附上的传票，诉状及诉讼通知转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适当的机关，以便采取必要措施响应传票，诉状及诉讼通知。

　　“请注意，按照美国法律及程序，大使馆及美国国务院都没有立场对本诉讼进行评论。按照美国法律，任何管辖权或其它答辩，包括主权豁免的要求权，必须向审理本案的法院提交，因此建议最好咨询美国律师。”

　　“我们（和辽宁省）已经通过了三次的文件互换，去年5月份封版。因为我们是民事诉讼，虽然根据我们的了解，在法院里面我们这个案子是（标的）很大，但按照美国法院先刑事，后民事的排期规定在等待开庭时间。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如果初审失利，我们将在上诉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激活其它两套方案。”

　　根据我的了解，目前辽宁省方面的官司应付，主要是在技术层面上。2002年的10月，辽宁省政府曾经以仰融“携款潜逃”作为罪名，通缉仰融。因此，辽宁方面期望通过“先刑事，后民事”的法律原则，来解决这个官司。另外，据一些中国法律专家的分析，辽宁省的应对政策还有一个措施，也就是以政府的“外交豁免权”，来避开仰融提出的这个诉讼。2004年3月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接受接着采访的时候，完全就是按照这样的设想向记者介绍辽宁省的应对策略的。

　　仰融说，自己对于开庭的时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也并不急于去催促法院开庭。“我怎么好意思去催法官开庭。他们要处理那些事关人命的刑事案件。而我们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些钱的事情。我有的是耐心，没有耐心的是辽宁省方面。” 　　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除了司法上必须面对我们之外，辽宁省方面什么恶劣的手段都用过了。”我问：是什么手段呢。他笑笑：“今天我不说。”

　　我突然间意识到，或许，仰融对于我如此谨慎的身份“审查”，与他所说的这些“手段”有一些关系？

　　仰融谨慎地避免彻底得罪中国政府的这个“苦心”，事实上也体现在各个诉讼的各个方面。郎咸平曾经说：“此次帮助仰融打官司的都是顶级的律师，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国会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重量级人物。这些议员都是对中国政府非常友好的，有些甚至在台湾问题、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全力帮助过中国政府。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都是中国的朋友。……仰融在此案中是精心策划，凡对中国有敌意的议员都没有让其插足。整个过程仰融极力避免使其成为政治事件。” 　　从其后仰融的助手发给我的律师顾问团名单上看，郎咸平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夸张。这个律师团的部分律师的履历如下：

　　鲍勃.多尔：共和党人，参议院议员；

　　约翰.约翰斯顿（John Bennett Johnston， Jr.）：民主党人，曾经在1972年、1978年，1984年和1990年多次担任过美国参议院的议员；

　　吉姆.斯莱特利（Jim Slattery）：民主党人，在美国众议院曾经担任过六任的众议员；

　　约翰.霍杰斯（John Hodges）：曾经是《哥伦比亚法律与社会问题》杂志的主编，国际贸易等方面的资深律师；

　　詹姆士.布鲁斯（James T. Bruce III）：曾经担任美国参议院的资深顾问，曾被美国的一些法律调查机构排为美国前一百大名律师；

　　查尔斯.沃利尔（Charles Owen Verrill， Jr.）：杜克大学的资深教授。

　　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参议院鲍勃.多尔。多尔是共和党内的一个超级元老，曾经在1996年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对仗过比尔.克林顿。虽然他已经不再担任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是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用“一言九鼎”来形容迄今仍不为过。多尔2003年11月在《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上发表文章，公开宣称自己正在为仰融打官司：“（仰融）失去了对他的公司的控制，并且无法返回中国。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居民，他能够得到我们的法律系统提供给他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目前为止中国无法提供给他的。他已经雇佣了美国的律师，包括我的事务所。”

　　在仰融的助手提供的一份资料中提到，这些以前或目前正在担任议员的律师，曾经向中共政治局常委写过信，“对辽宁省对待仰融的方式表示关注，并且呼吁对仰融的案子进行一次独立、公正和平衡的调查。”

　　我问道：“我知道这些律师都非常有影响力。但你为什么不雇佣一些反华的议员？这样的话你的胜算不是更大吗？”

　　仰融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和那些政见不同者，意见不合者的心态还是有所不同。我到今天还是以良好的心愿，心平和气地处理这个事情。不要激进地来对待中国地方政府的处理方法。本来，我这个料（是反华）的非常好的左证。北京高院可以随时立案，随时取消，收了标的费，说还给你，又不还给你，反复几次，司法公正何在？但是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律师、顾问团中有两院的议员，对中国WTO、WHO和一个中国问题，都是支持中国立场的，这些都是有投票记录的。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团队，给中国领导人发信，呼吁正确处理好这个事情。但结果呢，华盛顿方面有一次告诉我，说辽宁省政府又给国务院打过一个报告，说我在美国请的律师，都是反华份子。这些朋友们非常气愤，再写信给中国领导，说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我听了大吃一惊，到现在为止，辽宁省政府还在编造谎言，欺骗中央。我雇佣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人士，还是希望通过一个合适的渠道和等待一个时机，妥善地来解决，不是真的想给他难堪。”

　　这时候，他的眉间掠过了一丝焦虑：“我一个个人，给他难堪，有什么好处呢？微不足道的。我想讨回我的权利，还我清白。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认为是不高的。是我防卫的一个功能，自然反应。”

　　仰融并不想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在寻求通过和解的方式来解决掉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关注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资产争拗。对于打公司的初衷，他说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在北京的诉讼已经转回了辽宁省，而在辽宁，他是一个被通缉的“戴罪之身”，哪有可能进行任何方式的谈判？

　　仰融在谈论官司的时候，总是一种处变不惊的神态，但一谈起谈判，他就显得有些焦灼。“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保持低调。我一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单相思’，什么叫单相思？等着他的回音，等着春风，等着温暖。”美国的官司、那些在美国政界中颇具影响力的律师，都不过是在为这个“单相思”创造一个机会：谈判。如果辽宁省政府拒绝谈判，他就只能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如果辽宁省愿意谈判，他的首选仍然是谈判。 　　“如果法官明天想管这个事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我能掌握了，那个结果，也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当然，到那个时候，还可以谈。那有可能谈的基点就不一样了。根据美国法律，那么所有的谈判就要我的律师来参加了，就不是我们原告和被告这么谈了。这里有个利益和成本的问题。”

郎咸平在他的文章中显然支持仰融的看法，他同时也破除了国内法律界普遍认同的可以以先刑后民、外交豁免和外交途径解决这个官司的可能性，主要基础就是这是一个民事官司，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政府不可能介入或干预这样一个官司的判决。他对判决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这样预计道：“美国媒体关注的并不是12?73亿美元的赔款，他们认为这是必须还给仰融的。关键的是法院会如何判决惩罚性赔偿。一旦取了上限，也就意味着辽宁省将面临高达27?6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惩罚性赔款一旦判决生效，辽宁生产的宝马轿车只能在中国销售，一旦出口，也会面临款项被扣的结局。辽宁省今后极有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国际贸易。……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如果联邦法院一旦判决就变成法律，今后凡是类似的投资纠纷、产权纠纷案件都可以沿用判决的结果。该案件产生的骨牌效应是难以估计的。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也将是长期的。中央政府应该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深谋远虑并主动出面协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郎咸平在文章的最后叹息说：“除非奇迹出现，否则目前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停止这个已经开始激活而将大损我国国家颜面的控诉案了。我很痛心地告诉读者，我无奈的退出将同时带走国家的颜面和东北的福祉。”　

　 我问仰融，虽然到目前为止的评论和分析都认为你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是你有没有设想过你会败，如果败了怎么办？ 仰融说，从提起这个诉讼以来，他就认定了这个案子最终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任何坎坷都不会影响他讨回公道的决心和信心。“你要考虑到你告的是一个政府。你就得问你有没有底气？没有，你就是鸡蛋碰石头。”他说，如果谈判不成，真的靠法院来判决的话，那么他所有赢回来的钱，除了付律师费和其它的费用之外，全部捐出来做慈善事业。

　 　 我问：是包括惩罚性的赔偿吗？他又笑了：我说的是全部。他转头看着他的助手：我是认真的。我经常跟他们这么说，对吧。文森特点头说：是的。

　 　 但如果是判决的话，仰融可能走的不仅仅是这么一步。他说，对于华晨产权的诉讼，不过是他国际诉讼安排的1/3，他正在考虑另外两个官司的可能性，并且在研究这种它们的可行性：1，对引发不实指控的诬陷人员，追索“一小批人的责任”；2，财政部仍然继续为辽宁省出具国有出资的“假文件”，“如果不加以反省的话，并继续非法为辽宁出具伪证”也不排除对财政部提出诉讼的可能性。 但就像他把官司作为谈判的基础一样，他还是要留有余地，他说：这取决于对方的态度。

　 　 薄熙来之怒　

　 尽管对于财政部有着恶劣的印象，但在和我谈话的过程中，仰融一直避免着把自己的这个事件和政治、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中央政府的高层挂钩，并且极力地摆脱中央政府高层与此事件的干系。“2002年的6月14日，辽宁省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说我卷款潜逃，5亿人民币。也有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报告上面批示，根据我所知道，也没批什么。有常委在上面批示‘要有真凭实据’。”在他看来，“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就是有那么一小批人”“编造谎言，欺骗中央。”

　 　 不过，他并没有掩饰他与薄熙来个人之间的严重冲突，他认为，他的个人遭遇，与薄熙来的行为甚至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2002年的中国企业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个叫“国退民进”的风潮正在席卷着中国。它的缘起是1998年中国出台了一个法律，公开承认“谁投资，谁受益”，也就是允许以前挂靠国有或集体的“红帽子企业”恢复其私有产权的本质。但为什么偏偏在华晨的产权上发生了难以扭转的纠纷？

　 　 薄熙来在处理华晨的事情上，显然参与颇深。在多次的公开场合中，他都亲自出面向媒体高调发言。2003年9月29日，当时仍然担任辽宁省省长的薄在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是华晨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不是民营企业家，辽宁接收华晨国有资产是执行国家的有关文件。”2004年3月7日，继任的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又重申了薄的说法：“仰融曾经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者，在他出境之前，从来就不是农民企业家。”

　 　 仰融说，从根本上，他“上了薄熙来的当”。

　 　 2001年中的时候他到大连去见刚刚当上省长的薄熙来，提出要解决产权问题。他的初衷，仍然是不希望和政府产生正面冲突。“当时谈得非常好。薄熙来说，你给国家创造利税，给沈阳解决就业，我有什么理由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让我去找闻世震（省委书记）。闻问我，你跟省长说了。我说，说了。他当时和薄熙来通电话，说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我去找他讲理，他不理我。”　 　 仰融认为，产生这样一个变化的原因，是薄熙来在亲眼见到华晨之后的心态转变。

　 　 “2001年11月的时候，当时辽宁有一个副省长叫刘克田，给薄熙来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我也看见过，刘说：我是管财政金融的的。仰融也是搞金融出身的，又搞汽车。他哪有那么好心。仰融的东西不要碰。”显然，辽宁省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华晨的真实价值。

　 　 不过，2001年12月，由于华晨和宝马的谈判，国务院派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去考察华晨的企业状况，薄熙来出面陪同考察。“那是一个星期天下着大雪。我给曾培炎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参观了产房，看到了华晨的数据和真实情况，当然根本就不像刘克田所说的那样。我当时就感觉薄熙来的眼睛发亮。这是一个多好的企业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账面上还有几十亿的存款。他那个时候就在策划动手。” 　 　 2002年3月11日的财政部文件，仰融认为就是薄熙来政治资本运作的结果。但当时的情况是他认为这个文件和省长的承诺不一致。他去找薄熙来讲理，薄熙来发怒了。

　 　 “3月20日，我去找薄熙来。他不理我，说，你在商界里经营了十几年，难道你一点都没有问题？你不听话就查你。当面把笔记本往桌面上‘啪’扔下去，对坐在旁边的副省长郭廷标说，‘廷标，查他！我不相信他十几年来就没有问题。’”　

　 “关于产权问题，我努力过多次了。但华晨是一个大企业，好企业，没法谈。如果倒过来，我有200亿债务，他碰都不会碰。薄熙来那个狠哪，当时我心里就是一闪念：‘你牛，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告你。’没想到在美国真的把他告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不过，在2002年企业改制（也就是红帽子企业摘帽）的高潮期那样的氛围下，局势在仰融身上霍然挺滞，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从1992年以来，仰融在中国官方中的关系之广、之深，都是业界甚至民间广为所知的一个事实。从王学仁的《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一书中，经常出现仰融与高级官员同出同入的描写；而他与辽宁省政府更是长期有着良好的关系，为什么在一夜之间通通都转变成了对仰融不利的局面？

　 　 仰融分析，他的失守，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杨宝善（当时的省长助理，接收华晨工作组的执行副组长）当时要退下来，到大连的一个公司下面去办一个化工项目。后来听说了华晨之后，他就不去搞化工了，改过来搞华晨。这个人品德有问题。他想不费一分钱，拿这么一个公司，做个董事长，利益的驱动。他在浙江讲：‘跟仰融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第二个可能，四大金刚（何涛、苏强、吴小安和洪星，仰融出走前华晨系的四个主要执行干部）利欲熏心，急于脱离我十几年的权力笼罩，希望一个个可以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第三个可能，我只能说不知道。薄熙来，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他。”

　 　 至于背景性的原因，他认为因为他踏入的是一个雷区行业：汽车。更加不幸的是，他和中国汽车行业最强势的老大，第一汽车制造厂同处“一室”。汽车行业是没有开放的行业，“这是悲剧。我的产品所针对的都是一汽。一汽告我的多少次信，我基本上都看到过。如果我做了个保健品行业、零部件行业、超市行业，搞个什么酒店，没有人管我。事情的发生是我跟宝马合资。宝马是什么企业？你一个小小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跟世界500强企业合作？一汽是大树底下无杂草，扫平东北，家门口来个轿车工业，对他能威胁不大？而且我华晨的产品，个个都是冲着他一汽，宝马跟他的奥迪、中华跟他的红旗、海狮跟他小解放一比，它哪个产品都是被你压着打的，个个都是瞄准它打的。”仰融大笑。

　 　 从仰融这个角度上来说，期待谈判的动作，早在2003年8月他的状纸递到华盛顿法院里就已经开始激活了。郎咸平就曾经受仰融所托，扮演过“独立第三方协调人”这个角色。不过，在短短不到两个月之后的11月13日，他就在搜狐网站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和仰融签订了解除“独立第三方的书面协议”。他在声明中说，他并没有接触到辽宁方面的人。虽然他期间曾两次到大连演讲，但都没有得到过辽宁方面的任何邀请，而他本来期望的是辽宁方面主动约请他进行调解。

　 　 显然，辽宁并没有接仰融的这个“招”。而郎咸平之后，调解的道路似乎已经堵死，再也没有协调的迹象出现过。

　 　 郎咸平的文章不仅是对官司的理性分析，其中充满了感情：对于这个官司辽宁方面胜诉的悲观和对于中国可能受到的损失的痛惜。他认为，如果这个官司打下去，按照他对美国法律的了解，辽宁方面几乎没有赢的可能性。美国法院认可的不过是证据，但辽宁省政府几乎提供不出什么有利的证据。仰融认为，在公司产权方面，美国法律认可的是投资证明和管理历史，这两个方面，他都有有力的证据，但辽宁方面却一无所有──辽宁省政府最为有力的证据是1993年的两份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的国有资产委托书，但是仰融认为，这两份委托书不能作为法律证据，“首先它不符合中国法律；其次，它不具有整个中国企业的普遍性，也不具有当时作为中国时段性的政策。只是个案。”另外，仰融说，这两个委托书，只涉及百慕大华晨钟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BHL），而非华晨中国（CBA），他认为省长助理王金迪在提及这两个委托书的时候故意混为一谈。

四大金刚都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加入仰融的团队，在华晨成长的期间，他们从几乎一文不名，变成了一水的亿万富翁，在华晨的财富拼图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其中最年轻的何涛，今年不过33岁。完全出人意表的是，2002年仰融资产丕变之时，四大金刚集体反水，投入了辽宁省政府的怀抱，变成了新华晨中的新贵巨贾。仰融在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都冷静自控，语调平和，但每次涉及到四大金刚的时候，都会激动起来　

　　 2004年8月，时任华晨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杨宝善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在期间谈到仰融出走前的安排时，记者何虞欣这样写道：“杨表示，辽宁对华晨接收的总体考虑是，按国家要求依法规范接收资产，同时把队伍也接收过来。辽宁非常欢迎仰融，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华晨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首先是国有的……‘给他个人一部分奖励，给他一部分期权──这些肯定会得到合理考虑，是没问题的，’杨说，‘可惜他要的不仅如此。……杨说，他曾当面对仰融说：‘仰老弟，万户侯和阶下囚就是一念之差。’”而早在2003年1月，《北京青年报》的报导则说，当时的辽宁省常务副省长对香港媒体表示要给仰融部分股权，但仰的“胃口太大”又太急。报导援引知情人士说：“社会上风传‘10’、‘30’之说，但很明显，仰的胃口比这要大得多。”

　 　 仰融否认有这种说法。“他哪个记录上记录有这样的承诺？从来就没有说过3/7开。这又是诬陷。如果是国有企业，那上海的陈良宇（市长）为什么不说把宝钢拿出来3/7开？因为那就是个国有企业嘛。我不是在于百分比，而是有的话，就要按有的法规办事，就是1998年那个谁投资谁受益。华晨能搞这么大，原因就是我能指挥这个企业，我控制这个企业的百分比。如果说你给我30，我无功不受禄，我敢治（这个企业）吗？”

　 　 埋藏在仰融如今与辽宁省政府根本无法对话的原因，还在于辽宁省政府10月对仰融的通缉令。仰融说，这个逮捕证，迄今为止也没有看见过。指控的罪名是卷款潜逃5亿人民币的“经济犯罪嫌疑”。 　 　 杨宝善在《财经》的报导中也提起了仰融出走的事情，他说：“仰融是6月3日非法出境，我们6月5日才知道。当时辽宁也奇怪，他为什么要跑呢？事后才知道，夏鼎钧是6月1日被捕的。仰融为什么跑，原因他自己最清楚。”（而根据总部在广州的《21世纪经济报导》的报导，夏是7月2日经海口市检察院批准被捕的。）

　 　 显然，杨暗示，仰融“出逃”是因为他和夏的被捕有关系。夏鼎钧曾经是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也是华晨在初创时期的出资人代表之一，而夏被捕，海口检察机关所起诉的罪名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　 　 仰融说，杨宝善不过是在故意误导，把一个简单的清算关系给复杂化了。他说，他和夏的确合作过，不管夏现在的下场是如何的，但他始终认为夏为人不错，而且非常大度。1992年在筹划华晨汽车美国上市的时候，他的确和夏、宫有合作关系，当时他们三人的分工是夏负责筹集资本，宫负责资本（二级市场）运作（主要是炒股），而他自己则负责海外上市运作。之后夏和宫先后都淡出了华晨的董事位置，并且避口不谈和华晨的关系。1993年三人就已经对华晨和华银的财务关系进行了清算，一个月之内华晨向华银还款12?6亿人民币。仰融说，在还款的过程中，华晨甚至向华银多支付了2亿多，宫浩还和夏鼎钧清算了这笔余额。 　

　　　到了2000年6月，海南华银清盘，发现资不抵债，并且夏并没有把这2亿多入账。“当时负责华银清盘的、担任清理中介公司的中经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罗贤平找到我，说，你要认这个账，把这个债给收买下来。我当时想，就是念旧情，也应当这么做。因此就把这个债给背下来了。”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仰融背了这个债，等于澄清了自己早期资产来源不明的问题，以这样的一个“旧情”，厘清了海南华银这个国有资产投资早期华晨的事情，而开始说自己的“资本故事”。这也是仰融到了美国之后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所提出的著名的“借子弹说”。他认为早期借国有的钱，是一个打兔子的猎人借了一颗子弹，兔子打着了，子弹也还了，“最多再给条兔腿，怎么能说整只兔子都是国家的呢？”　 　 　　但无论怎么说，2000年6月的协议的确在法律上澄清了华晨、仰融与华银、夏鼎钧的关系。“之后的2002年年初，夏在上海还找过我，提出要重新合作。我是欢迎的。他提出来要搞金融，我说，你是你，我是我。我是搞实业的，你是搞金融的。这个免谈。没有多久他就被抓了。他的夫人后来通过方法找到我，转达了夏有1亿多的窟窿，要我帮助。我答应了（把多付给华银的1亿多人民币作为补夏的窟窿。并出具了证明）。后来她又找我，说要借1亿多。我觉得，交情也是有限度的，我不可能没有限制地帮助他。我就没同意。”　

　 　　在这一连串复杂的财务关系中，相关的负责人先后都因为经济问题落马，身陷囹圄。除了夏鼎钧，还包括清算过程中的当事人罗贤平和石雪。仰融说，在和华银的关系上，他和当时身份是“中经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的罗贤平结算了清算费（也就是负责清算的业务服务费用），当时就开了2000万支票给中经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交给罗贤平。但2004年年底罗出事后，并没有发现2000万入帐，但这就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了。 　

　 　　另外，另外一个被捕的前海南华银高层石雪，在华银问题上也被发现了有10个亿的财务漏洞，而他就是和仰融的一家财务公司签署“清算协议书”的签署人。有知情人向中国的媒体透露说，1990年代早期石雪刚进华银的时候，曾经因为操作违规被公安局立过案。但是仰融的介入使石雪转危为安。仰融不置可否。 　 　

　　“2004年7月到9月，税务总局联合7个省的查了我几十家企业，想要看看我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偷税漏税，包括我个人有没有偷、漏税，但是都没有发现。一个省里的税务人员说：‘中央交代的这么一个大案，查了这么久，查出了一个好同志。’薄熙来说得没有错。我真的是没有问题。”

　 　 “一贫如洗”　

　 　　在一个无意的机会中，我发现仰融在洛杉矶仍然是拥有公司的，但是问及仰融的助手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透露这个公司的名称。 　

　 　　我问仰融，你出来之后，在大陆还有什么产业吗？他无奈地笑了笑：没有，一贫如洗。就剩下一些希望工程，慈善事业。赢利性的产业，一个没有。 　

　 　　他说，他现在在洛杉矶，主要是帮一些国内的民营企业做资本化顾问，不过都是免费无偿的。至于在加州，他还没有投资，不过他曾经考察过美国的一些企业，包括跑车公司和农业。“我感觉加州最好的投资还是农业。也曾经设想过在这里投资做农业，或投资移民公司。加州的农业对中国的农业市场化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它们的种植、管理、深加工经验，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在激活上还需要一些时间。”　

　 　　他似乎对于在美国做企业没有太大的兴趣，而很快就将话锋转回了中国。他说，他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倒是一直没有间断过，在上海、中西部的希望工程，还一直在进行。“我在中西部有一个希望工程示范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当我追问具体地方的时候，他说：“云贵川地区吧。具体的地方暂时保密，我怕牵连学校。”　 　

　　1887年，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了贵州石门坎，在这里传播基督教。他和当地的苗族知识分子一起，从苗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创造了苗族文字；他并且在当地兴建小学、医院，倡导体育……1915年，他在治疗当地人的风寒的时候不幸染病，死在了石门坎，迄今，他的墓碑还保留在那里。仰融说，他的慈善团队，正在研究伯格里的教育精神，希望真正地把这样的精神，带进他的慈善事业里去。 　 　

　　“我现在有几十所希望小学。如果真的判下来，到时候就是几百所，或者几千所希望小学。”仰融笑道。 　

　 　　当然，辽宁省政府并没有全部剥夺了仰融的资产，至少他保留了在香港的产业。“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产业，”他说，“香港华晨有一个自己的班子，我不太管。这一套班子不错，经常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出来，他们最近在香港会有一些行动。”不过，他拒绝透露这些行动的具体内容。 　

　 　　不过，恐怕他花最多时间来思考的，依旧是如果他能够通过谈判拿回华晨的话，他要怎样来“拯救”华晨。“还是迟早的。但是早还晚还基础就不同了。”　 　

　　“按照常规的话3年可以扭亏为盈。但是无论是员工还是股东，都不能做这样的等待。我和我的班子研究过，觉得（华晨）还是有可能（拯救）的，但代价非常大。而今天的市场竞争难度更大。如果真到了资不抵债，破产了，他（辽宁）还给我，也没有用了。 　

　 　　我敢说，能把（华晨）企业一年内扭亏为盈的，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人。”仰融说。

　 　 　　我注意到，仰融的几个助手，都是开着奔驰车的。虽然我无法确认这些车到底是属于仰融公司的，还是这几个助手个人的，但是从他的助手们的生存状态来看，出走美国之后的仰融，在生活水准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从他和他的助手的对话中，依稀可以判断出仰融自己的家，住在洛杉矶的“高尚住宅区”亚凯迪亚（Arcadia）。

　 　 “四大金刚”：背叛还是“逃离”？ 　

　 　　吉米?王开车送我去机场，路上谈起来仰融以及他的家庭，他显得对仰家非常熟捻。从一路上的闲聊中我可以判断出，吉米并不是仰融的家庭管家之类的职务，而是一个熟悉金融业务的专业人才，他在纽约和俄亥俄州都曾经从事过专业的财务工作。 　

　 　　文森特也是一个金融专业人员，曾经是美国“六大”财务公司之一的高级财务经理。他说，他认识仰融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真正跟仰融在一块做事情，还是在2002年仰融到了美国之后。“老板到美国之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做，我就过来了。”　

　 　　文森特显然也对仰融的家庭非常熟悉。事实上，在我到达洛杉矶采访中午的午餐上，来了5─6个仰融的助手，显然他们和仰融的家庭都非常熟悉。仰融和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的纽带在里面，而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关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完全不同与其它美国公司、甚至美国华人公司的普遍状况。我在去机场的路上问吉米，仰融现在的班子，都是在来美国之后重新组起来的吗？他说，是。想了一下，又说，不完全。还是有一些老人跟在老板身边。比如有好几位老朋友，跟老板已经合作了好多年了，现在还和老板合作。 　

　 　　不过，尽管仰融和他的助手之间有着轻松的私人关系，但我的感觉是他们都有些怕仰融。他们很少对仰融提出的反驳，甚或是讨论，而多数只是倾听。 　

　 　　关于仰融和他的部下的关系，显然在仰融出走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关于仰融的重要话题，尤其是关于他和四大金刚的关系。四大金刚都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加入仰融的团队，在华晨成长的期间，他们从几乎一文不名，变成了一水的亿万富翁，在华晨的财富拼图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其中最年轻的何涛，今年不过33岁。完全出人意表的是，2002年仰融资产丕变之时，四大金刚集体反水，投入了辽宁省政府的怀抱，变成了新华晨中的新贵巨贾。 　

　 　　仰融在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都冷静自控，语调平和，但每次涉及到四大金刚的时候，都会激动起来，声音顿时提高，语调中带着恨意。“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做出来的事情吓你一跳。文革在中国的流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在年轻人中间，还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了。我公司中所谓的‘四大金刚’，和文革的造反派比起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参与、发明、捏造！”在第一次提到“四大金刚”的时候，仰融是这样评论的。 　

　 　　2004年《财经》的报导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外界通常以为，仰融昔日对苏强等人有知遇之恩，遂想象高管层同时反戈殊为不易。而多位资深投资人士对《财经》表示，据其观察，仰融与苏等高管的关系相当复杂，名为同伙，实为君臣。仰在外人面前对苏、吴（小安）随意呼喝，有时不乏侮辱用语，令旁观者不忍。也有分析认为，苏强等多年参与仰融的投资经营，渊源莫辩，配合国家接收资产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也有报导说，四大金刚显然对仰融仍然有感情，并且并不是认同当下的新华晨管理层，人前人后仍然称仰融为“仰总”。 　

　 　　仰融很轻易地一挥手，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称我为‘仰总’，不过是在掩饰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对他们深表痛心，跟了我10多年，没有学到东西。”　　新华晨在易手之后，四大金刚分别留任华晨的高管。但是，从仰融出走之后的新华晨，在赢利和市场前景方面并不光明，一直在走下坡路，按照仰融的话说，“这两年汽车行业的总量在以两位数上升，他们在以两位数下滑。”　

　 　　四大金刚和仰融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91年，在仰融筹划华晨美国上市时，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就读研究生的苏强就加入了仰融的团队。而另外三人，吴小安、洪星、何涛，都是在1993年进入了仰融的旗下。“他们四个人，每个人都是从当时收入1000多块，或者是穷学生，我把他们招了进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压制他们？有些人想跟老板决裂，但是跟老板决裂要有基础，能够成材。但是事实证明了，他们还是不行。”仰融说。不过，仰融也认为，其中并不排除杨宝善从中煽动、挑拨。 　

　 　　“但是，当然，个别人想出师了。以为自己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当时的内因、外因都发生了变化。3?11文件、薄熙来、杨宝善构成了外因，但是内因就是他们想下山试剑去了。”　

　 　　但如果仅仅如此，还不能让仰融对他们产生那么大的恨意。仰融念念在兹的，是四大金刚在之后的行为。 　

　 　　“辽宁官方告诉我，6月14日逮捕我的文件出台，是他们四个人向辽宁省联合举报，说我卷款5亿人民币外逃，才有后来辽宁省政府通缉我的事情。 　

　 　　这还不是全部。后来薄熙来带他们4个人一起去中南海诬告我。他们4个人商量怎么说。个别人说，要有证据，不能胡来。但是其它人说，反正已经是这样了，没有退路了。谁也退不下来了。于是4个人就一起去了中南海。这几个人，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做人的准则？这种行为，在中国也是违法的呀。

　 　 　　他们4个人在私下怎么商量，我都知道，听了以后吓你一跳。他们会说我的好话？一路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对媒体讲我不好。他们上飞刀，踢一脚，这些事我全知道。”

在仰融与辽宁省的斗争中，许多人猜测，辽宁和仰融最终翻脸，是因为宁波项目。一些媒体分析说，因为宁波项目，超出了华晨的资金所能承受的范围，辽宁省担心最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决定对仰融下手。这其中的猜测无法得到证实，因为还是必须辽宁省当时的主政者出面澄清。但是，在仰融看来，宁波项目是凝结他的理想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财经》的看法不同的是，仰融从来就不认为四大金刚是他的“同伙”，应当只能说是部下，或者学术化的用词是“职业经理人”。“在我执政期间，（四大金刚）是非常好的执行者，华晨的性质决定了，不能够实行民主。汽车工业是一个不归路，投资大，市场残酷，分分钟都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一个经营者，必须当机立断。我怎么可能和他们做‘同伙’？以前在管理公司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决策都很遵守（背后怎么想我不管），而事实也印证了我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好的执行人或经理人，和个人人品是有区别的，仰融把这两点分得很清：“还有传说，是我让这4个人潜伏下来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他们潜伏如此之深。2002年6月8日（来美国之前），我在香港和他们开电话会议，就警告过他们：如果没有能力、把握，不要擅自作出行动。不要做对于团结、对于公司不利的判断。要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个重新的评估。但是看来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 　 　

　　一个公司不是一套班子或者一个人，而是要用心、用灵魂去经营。他们没有学到。”　 　

　　但仰融否认自己是看错了人。他认为，是事情起了变化。当然，这四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也是他们终于倒戈反了仰融的个人原因。 　 　

　　“如果企业还给我，这4个人怎么办？我告诉你，全部留用。但是，要他们人手一本《圣经》，每个星期去教堂，回来以后写报告，用神的力量来改造他们。高收入，高待遇，好身份，没有信仰，很危险。有钱人没信仰，比没钱人没信仰还要可怕。”　 　

　　尽管仰融认为四大金刚的背叛，摆脱他的统治阴影是一个主导原因，但是，或者经济上的收益，也可以是一种解释。 　 　

　　北京的《京华时报》2004年12月13日报导说，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7月底，“四大金刚”尽数售出手中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几乎不再拥有华晨中国的任何权益。套现总价值3亿港元；而苏强一人的拋售套现，价值3300多万港元。不过奇怪的是，四大金刚拋售的这些股票，尚是仰融在位时的1999年时所主持的董事认购权计划所得到的承诺。至于辽宁省政府所承诺他们的认购新股的权利，他们却并没有行使，中国的媒体迄今仍认为这是一个谜。　 　

　　新华晨VS老华晨　 　

　　《京华时报》的报导的标题是《蔺晓刚如主，华晨中国四大金刚瓦解》。报导说来自辽宁飞机工业集团的蔺晓刚接任了华晨集团的副董事长，总裁，华晨中国总裁，行政总监，华晨金杯董事长，总裁。“至此，职业经理人‘四大金刚’控制华晨系的时代成为历史。”　 　

　　2005年1月17日，《京华时报》再次刊登消息，“1月15日，在香港上市的华晨中国发布公告，何涛辞去了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的职务。”文章并同时认为：“与两年前国有资本刚刚从仰融手中接过华晨系不同，华晨系的资产关系、产业结构等都已基本理顺，“四大金刚”已经完成了‘过渡期’的作用。去年华晨业绩不佳和之前辞职的威胁，让国有资本下决心要彻底收回控制权。”　 　

　　事实上，为了区分仰融时代和后仰融时代，尽管在官方的说辞中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敏感的中国媒体早就以老华晨、新华晨来界定有没有仰融的时代。 　 　

　　客观地说，在仰融出走之后，辽宁省对于新华晨有着一定的期待，而也都只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但并没有出现多少对于华晨中国的前景怀疑的言论。毕竟，华晨正是蒸蒸日上的时期，虽然仰融走了，但是四大金刚的留任还是保住了官司管治结构的稳定性；而杨宝善以省长助理的身份出任华晨董事长，多少会带来政策上更大的优势。股东易人而已，或许企业不致受损。 　 　

　　之后一年的日子确实也是华晨的快乐时光。有媒体报导说，2003年华晨累计生产汽车12?4万辆，比2002年的8?5万辆增长45?5；累计销售汽车11?8万辆，比2002年的8?4万辆增长40?6。不过，很快好日子就过完了。 　 　

　　2004年9月，北京的《商务周刊》的文章这样写道：“虽然几个月来，国内汽车业一片愁云惨淡，仍不难发现华晨汽车是业绩下滑最快的公司之一，华晨中国（1114?HK）2004年的股价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从年初最高时4?85元港币，一路下跌到8月16日，收盘价仅1?58元，半年多的时间跌去了近68。”而关于汽车的销售问题，2004年更是华晨无法承受之痛，不但中华轿车惨淡经营，甚至连当时是国内轻客龙头的金杯也一路下滑：中华轿车在最为惨淡的月份里，全国销售量仅仅100辆。在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间，摩根大通等国际机构一再调低了对华晨中国的赢利预期和等级。 　 　

　　在整个华晨中国企业的挣扎中，最为致命的，还是企业的管理结构的问题，从仰融开始至今，短短两年间已经三易其主：从仰融到苏强，从苏强到今天的蔺晓刚。早在2004年9月，《经济日报》下属的杂志《中国企业家》的评论员鲜华在他的文章《华晨的未来没有航标》中就评论说：“仰融离去后，虽然华晨高层依然留守，但是整体的环境变了，政府和企业管理者的关系从合力变成了角力，从合作变成了对抗。对华晨来说，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如同两个船长，带领华晨驶入没有航标的河流。”于是，就有华晨的中层管理人在看到关于“四大金刚”与辽宁政府谈判的时候就畏惧地慨叹道：“又要改朝换代了。”　 　

　　显然，辽宁省政府也冀望能够扭转这种角力的状态，于是就有了清洗“四大金刚”，蔺晓刚代入的新闻。而且，政府显然已经为蔺晓刚的出场安排了响亮的锣鼓。在12月15日他上任一周时，立即就祭出两个大招：一是推出新车型中华尊驰，二是在国内汽车企业中率先打出了“10年20万公里保修”的服务承诺：而后一个承诺则是在国内汽车行业中的全新概念。 　 　

　　而在此之前，杨宝善已经通过官方媒体暗示了辽宁省对于彻底解决“仰融遗产”的决心。2004年5月12日《辽宁日报》发表了的一篇对杨宝善的专访，宣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经在2003年年底完成了资产重组和置换，拥有华晨汽车39?45的股权，上海申华控股13?75的股份，杨宝善说，在已有的华晨系上明晰出来了“一个国有控股公司”。　 　

　　文章还指出，目前大股东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如何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如何保持公司符合市场经济的灵活运行方式，如何更好地调动原有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这不仅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更是一个复杂的磨合过程。预示了对“四大金刚”的驱逐。 　　蔺晓刚上台之后，开始推出“新华晨”概念（实际上是后“四大金刚”的新新华晨）：“尊驰是新华晨创新的第一步。”他说华晨系将在明年4月完成整个品牌的整合计划，形成一套全新的品牌架构和服务体系。而杨宝善则在共同的场合下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到2010年，华晨集团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96万辆，系车销售收入超过1300亿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汽车龙头老大一汽的2?4倍。　　“实现如此远大目标，华晨集团只有五年时间。”《财经》杂志琢磨说。 　 　

　　尽管吴小安在公开场合中辩解说，华晨的衰退和管理层的能力并无关系（自然他也否认与他们和辽宁省政府之间的龇龉有关），而主要是因为国家宏观调控导致了汽车市场大势下滑。但仰融根本否定了这种问题，而认为主要仍然是经营的责任。 　 　

　　“国家宏观调控确实使经营的难度增加了。但是你要看到的是市场增长了，市场的总量加大了，还是经营策略的问题。”可以拿出来对比的另外一个汽车企业是奇瑞，尽管市场下滑，尽管沈阳市对中华轿车出租汽车化进行补贴，但是奇瑞进入沈阳出租汽车行业的数量是中华的6倍。　 　

　　尽管仰融说，“我不想教他们（指新华晨的经营者）怎么去做，按照美国的惯例，管理思想也是知识产权呢”，但是当谈起中华轿车以及华晨经营策略的时候，仰融仍然难以掩盖住自己显然在美国两年多来也没有中断的思考。 　 　

　　“这四个人不懂汽车。‘懂’是什么？是用心去开发、经营这个产品。每个汽车公司都是有灵魂的，我是用了100的精力去经营中华的质量。汽车是内饰件、发动机、汽车安全、底盘、安全桥……的总成。当时的成败在零部件。现在中华汽车的用户说中华车的后桥老断，这是因为沈阳接管了之后零部件本省化的结果。振兴东北靠的是思想，不是落后的以为把零部件生产给本省就能够振兴得了的。我当时的设计就是从里到外以质量为前提，后来全换了。 　 　

　　省里太轻信那四个人，反正也没有人，只能用他们。他们要和我开创的中华划清界线，是理智上出现了问题。我对中华的设计，一靠质量，二靠定价策略。 　 　

　　当时（2002年）我住院的时候，定出的策略是每台亏损2─3万元。5万台是盈亏平衡点，到了那个时候再逐步提价。中国的汽车工业是成也降价，败也降价，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 　 　

　　价格是决定消费者心理的决定因素，他买个18万的车，就要和帕萨特比。中华汽车虽然不错，但在那个时点上，怎么比？你要看消费者的心态，不能在市场上抢钱，把牌子做坏了。他们从2002年的定价开始，年年降价。你越降，消费者就越会持观望态度，等着你继续往下降。我当时的定价，就是12万9千9，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期待，也符合中华车的现状。他们定个18万9千9，消费者的要求就不同。人家说，中华车是远看像宝马、近看像捷达、进去看像夏利，就是期待上出了问题。”　 　

　　仰融认为，华晨的问题当然并不出在中华车上，而是出在管理层的经营策略上。如果当时采用的策略正确，那么中华车就不会在中国汽车市场上遭遇滑铁卢，自然也就不会有华晨的“管治危机”这样的问题。 　 　

　　华晨出现的种种复杂的信息，在仰融看来，似乎只有“衰退”两个字可以概括。“有朋友告诉我，2008年华晨的2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到期之日，也就是华晨清盘之时。按照我看来，如果按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可能还熬不到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是危机四伏，败像已现。多好的一个企业啊。可惜了。不过，现在还有得救。”　 　

　　不过，中华汽车的惨淡遭遇，在许多业界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仰融进入汽车行业，按照业内的话，是“一夜情”的产儿。因为要借壳搞金融，所以用了金杯；又因为金融事急，所以搞了汽车。从头到尾，无论是仰融，还是当时和仰融仍是一条心时候的“四大金刚”，都不懂汽车。2004年的《中国商报》，有一段有意思的评论：“仰融的资本运作手段极其高明，不过，资本运作毕竟只是一个较短时间内的事情，而干系车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仰融仰融，仰仗金融’，仰融与他所依赖的华晨‘四大金刚’，都是金融运作高手，但在做汽车产业上，却是外行。因此，人们对于华晨是否会踏踏实实做汽车心存疑虑，更多地认为华晨进入汽车业不过是仰融的另一场“资本炒作”，准备随时套现后抽身而退。”　 　

　　仰融抽身之后的四大金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摆脱这样的一个质疑的眼神。2002年8月，中华轿车上市时，苏强以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公开表示，华晨汽车要摆脱以前那种靠金融炒作壮大的情况，要“做纯粹的汽车产业”，并放言，“通过5到10年，把华晨汽车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的汽车集团”。此言被媒体称为“华晨汽车走进后仰融时代”。 　 　

　　不过，2003年8月，《亚洲周刊》纪硕鸣采访仰融的时候，仰融这样说道：“发展汽车工业是我的梦，能不能回国都不会阻碍我为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而做的努力。……我对发展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情有独钟。”和外界认为仰融会半道抽身而走的看法不同，仰融对中国的汽车产业有着自己的设想，并且曾经已经走在了半路之中。 　 　

　　中国汽车之梦　 　

　　从蔺晓刚的策略上来看，华晨似乎又走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华晨是福是祸，当然是现在所无法判断出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和当年仰融对与华晨的设计已经有了很大的战略分歧。 　 　

　　华晨迷宫的错综复杂外界难以想象，就2002年辽宁接管之后，所清理的关联公司就一共达到了130多家。这其中有着许多的金融交易。不过，根据王学仁的《见证清白》一书来看，仰融虽然是金融高手，但是，在许多金融的运作中，却包含着为汽车行业筹集资金的终极目标。例如1998年和1999年，仰融耍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金融动作，接连收购了香港的欢乐天地和上海的申华实业。在这个过程中，王学仁是如此开头和结尾的：“从德国进口轿车生产线上的设备，要掏出钱来，支付一大笔的外汇，从现有的华晨中国汽车和金杯客车的盘子里，仰融已经明显感到资金转不开了，要另外开辟出一条融资的信道，以大幅增加华晨在中国银行和香港汇丰银行帐户中的存款。”“收购申华实业，控制了沪市这家变现能力极强的公司，得以在国内资本市场上以配股的方式来融资，加上正在谋划的华晨汽车移址香港再次上市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项目，仰融对制造中华轿车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心里着实有了底。”　 　

　　业内对于华晨如何能够获得最终和宝马的合作颇感惊奇。仰融颇为得意地说，这实际上得益于另外一个金融动作：收购河北中兴，他此前已经得知，宝马在寻找中国伙伴方面已经谈判了8年时间，一直没有成功。而河北中兴，正是宝马最近的一个谈判对像：他们之间已经谈了3年。收购河北中兴，实际上不过是收购了它的一个谈判权。在收购河北中兴之后，他把谈判的记录全部拿了过来，并且据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这又是一个以金融为手段，以汽车为目标的创新运作。 　 　

　　我问仰融：从对许多的材料中判断，新华晨对于你对中华、和宝马的合作，以及和陆虎的合作，似乎都没有把握住战略设计的思路。你原本是如何设计的呢？你又如何理解中国汽车和国际接轨？ 　　“汽车是一个国家制造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我是从前苏联的教训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启示。为什么苏联的卫星能上天，系车却下不了地？就是因为它的制造业基础不行。如果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出来了自己的汽车，并且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那也就说明了中国的制造也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仰融说。 　 　

　　中华轿车在仰融的汽车工业梦安排上的终极目标，但中华汽车是一个无根之水，不可能平地生长成为一个成熟的、能够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品牌。“在中华汽车研发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就预见了它的危机，因此我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它保驾护航。我原本的设计，为了中华汽车，到2005年，综合亏损不低于10个亿。”　 　

　　不过中华汽车只是这一系列战略设计上的一个链条。“我有心脏（发动机，指的是三菱的发动机的生产项目、英国罗孚集团的PTL发动机和德国FEV公司为华晨开发的新发动机系列，有五大国际品牌在手。”仰融说。他指的是丰田（Toyota）、雷诺（Renault）、通用（GE）、宝马（BMW）、罗孚（MG Rover）。在此基础之上，他形成了汽车的全系列产品：金杯海狮是丰田的MINIBUS、与河北中兴生产的是田野皮卡，和通用合资生产通用海狮是SUV，和三江雷诺生产的是家庭轿车，而和宝马合资生产的则是豪华轿车。 　 　

　　“这就是一手抓自主品牌，一手搞合资生产。”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展，终极的目标仍然是中华轿车。 　 　

　　在仰融与辽宁省的斗争中，许多人猜测，辽宁和仰融最终翻脸，是因为宁波项目。一些媒体分析说，因为宁波项目，超出了华晨的资金所能承受的范围，辽宁省担心最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决定对仰融下手。这其中的猜测无法得到证实，因为还是必须辽宁省当时的主政者出面澄清。但是，在仰融看来，宁波项目是凝结他的理想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酒店门廊昏暗的灯光下面，在四周都是美国事物的环境下，仰融的剪影有着一些欧洲绅士的模样。不过，这种感觉仅仅是瞬间的。我突然间有些恍惚，这位明白地是中国人模样，说中国话，言谈间充满着中国智能、在两鬓稀落着一些白发的中年人，是那个一个曾经掌管着300亿人民币、叱咤中国汽车业、金融业的人物吗？ 　 　

　 　“中华汽车的下一代产品，就是宁波项目。它是和英国的陆虎合作。”　 　

　　中国媒体对于宁波项目普遍是如此叙述的：2002年3月21日，华晨汽车控股公司与英国陆虎（罗孚）汽车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的消息在英国发布。消息称，双方已经签署了战略联盟，合作领域包括：现有的陆虎（罗孚）轿车25/45的中国制造、新小型轿车的共同开发、发动机的供应和联合制造等。消息称，该项目首先将在中国宁波制造陆虎25系中级轿车，在英国本土制造45系高级轿车。对于这个项目，相关人士的评价是“既没有合理性，也没有合法性”。 　 　

　　这个项目，接管华晨后的苏强斥之为“不成熟”。 　 　

　　但是在仰融说，他已经和罗孚谈判的一个条件就是罗孚逐渐要在英国停产，英国罗孚将作为华晨开发新产品的基地和开拓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将全部的生产都放在中国。“罗孚停产之后，我就要占大股。”这就等于是收购了一个国际级的超级汽车生产厂商，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的中华就要涅盘变成凤凰了。 　 　

　　“我要把零部件的生产全部分布在长三角半径500公里的范围内，中心配套，支持中华的生产。在宁波建立一个年生产量为100万台发动机的基地，年出30万辆中华轿车。中国汽车成为国际汽车品牌，从宁波开始。”　 　

　　但是仰融的中国汽车狂想曲刚刚开始，就因为资产丕变而折翼。 　 　

　　谈到这里，他就有些兴味黯然，重新折回了华晨的现状里面来。 　 　

　　“他们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收缩。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金杯身上。产品品种不能够拾遗补缺，靠一个产品打天下，守一个山头。这完全违背了国际汽车生产的规律。”对于汽车的生产，他自己有三句话：“多品种，小批量，快步跑。”这些原则，已经无一在新华晨或者是蔺晓刚的“新新华晨”中出现。 　 　

　　对于宁波项目，有汽车业的人士说：“宁波项目总投资要18亿美元，其中仅50万台发动机项目就需10亿美元；而陆虎汽车整车项目也需8亿美元；但华晨当时市值加在一起才6亿美元，拿什么去投资？”这对于仰融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在中华汽车开发的时候，仰融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依靠一系列的金融运作，他获得中华的出生。而在宁波项目上，向来擅长金融运作的仰融，谁知道又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出现。 　 　

　　他的汽车梦，从来都是和他的金融手腕捆在一起的。 　 　

　　从佛教徒到基督徒 　 　

　　1月26日并不是洛杉矶的好日子。这一天凌晨，一位洛杉矶的居民将自己的吉普车停在了轻轨铁路的轨道上，想要自杀。但是，在火车到来的最后一刻，他又突然醒悟过来，跳车逃生。 　 　

　　不幸的是，轻轨火车在撞上了吉普车之后脱轨。在轻轨交通的高峰期，这辆脱轨的火车产生了一连串的三辆火车相撞事故，当天就造成了11人死亡，180多人受伤的惨剧。肇事者可能面临着谋杀的起诉。 　 　

　　在我们前往丽思?卡尔顿酒店的车上，我们谈论起这个事故。我们都惊诧于为什么肇事者的肇事原因怎么能如此之快得到了澄清，最直接的猜想就是肇事者自己坦白了。仰融说：“其实这个人完全可以说自己是汽车中途拋锚停在了那里。还是美国人老实。”不过，他稍许停顿了一下马上纠正说，“还是因为他们有信仰。”　 　

　　仰融原是一个佛教徒，之前的所有记录都显示。在《见证清白》中，王学仁甚至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形容仰融对于佛教的虔诚性：他在出走美国之前的五一长假，在五台山渡过了数天。甚至，仰融“信佛多年，法号一鸣，每日晨起打坐颂经，夜归燃灯拜佛。”　 　

　　我原本以为仰融不过是因为在美国呆的时间长了，对基督教有一些兴趣，但是当听到他自称为“基督教徒”的时候，不免有一些惊异。仰融接着就告诉我他在中国的一些佛教名剎的亲身经历。“在九华山，我们拿了一些佛珠去开光。那些和尚开光都是要钱的，我们拿了一些100元出来放在桌上，那些和尚就上去抢，哪还有一些出家人的模样！后来方丈出来，命令他们把钱从口袋里都掏出来，放回桌上。在中国的寺庙里，做什么事情不要钱？不过，见普陀山的方丈是我见过的最贵的。”他笑着说。“其实宗教就像市场经济一样，要看你有没有市场。简单地说，美国主要还是基督教的市场好。”　 　

　　不过，当落座下来，谈到宗教的问题的时候，仰融的态度就不像在车上那样地随意。 　 　

　　“我在中国的佛教界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的宗教转向，的确是一个特定的过程。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确是因为周边的许多朋友都是基督徒，因此产生了兴趣。后来逐渐了解了，开始转向了，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经常在否定─肯定之间徘徊，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已经在2003年12月7日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 　 　

　　仰融说，真正的转变，应该是2003年参加一次美国国会的祈祷早餐会。当时在场的，什么人都有，有国会的议员，有普通的百姓，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里，都是一些兄弟姐妹的情怀，没有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的要求，非常单纯的，就是对于一种宗教，一个上帝的信仰。这和他在中国的经历，反差很大。 　 　

　　“我改信基督教，只能理解成转换门派，不能理解为投机。因为我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　 　

　　他说，他的三个孩子，都在教会学校上学。他的二儿子五岁的时候，他还在国内，只是偶尔回美国看望他们。那个时候他还不了解基督教，只是认为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他有一次逗孩子，说：“在爸爸和上帝之间，你是听爸爸的，还是听上帝的。”孩子很认真地回答说：“听上帝的。”他现在想起来，感慨颇多，父母只是一种责任，而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这样的情怀，才能够坦然，也更加正确地对待人世间的事情。 　 　

　　“现在让我说，我就是觉得教会学校好。不是那些公立学校的教育不好，美国的很多公立学校都是很有名的。我只是感觉，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善良。”因此，他现在特别支持自己的孩子上教会学校。 　 　

　　也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要改造四大金刚的灵魂，“就是让他们去信主，用神的力量来改造他们”。 　 　

　　关于宗教的讨论终于还是回到了华晨官司的点上，仰融认为，是上帝的教诲，让他“更加心地坦荡，胸有成竹”地来等待这个官司的结果。“我开始能够更加正确、以更多的善意来等待辽宁省的谈判，而不是一步将军。上帝帮我回忆、认清了以前的是非，对我的身心健康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对待辽宁省的态度上，他举了一个中国古代智能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基督教情怀。“在明朝的时候，有个将军叫徐达。他每次围城，都要留一个门出来，让老幼妇孺逃生。也给敌人一个机会来投降。他不是一定要把你打扁。辽宁省的态度就是一定要把你搞死。我一直都留着一扇门，以善意来等待辽宁省的谈判。但徐达也不是不打，对于顽抗到底的敌人，就要用军事实力来对抗。我的军事实力就是我美国这个官司。如果一定要打，那我就和你打到底。”　 　

　　我问他，媒体最喜欢用的标题就是“仰融败走华晨，远赴海外”，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仰融说，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并没有败走。我并不是在市场上打败战了。而且，现在还不能画句号，因为变量很大。第二，万事都可以协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浙江、福建，可能就好商量了。辽宁是国有企业的最后一块堡垒，和沿海地区相差20年。如果我不走，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投降，指挥权变了，我也管不好企业。“我是权衡过利弊，考虑过不走的。但是硬是不行的，硬只有自找倒霉。既不想同流合污，也不想强硬，那就置换一个战场，重新来打。为了保持风格，就要选一个合适的战场，辽渖打不了，就延伸到海外。”　 　

　　仰融说，辽宁省政府说我是外逃。“我本身家就在这里，回美国，是回家嘛。不让我回家，那你不是违法吗？”不过，从法理上，和从企业经营的现实上，却是两码事，尽管他承认美国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也设想过在美国开设公司，但他承认“最好的发挥场所还是在中国。这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取决于他们。”　 　

　　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我问仰融，如果官司打下去，辽宁省输了，要进行巨额的赔偿，显然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失，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网上有人开始骂你是叛国者，你怎么看？

　　他回答说：“卖国？卖什么国？这些人这么说，首先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要知道，我是走了第三步才告上美国法庭的。我先找了薄熙来申诉，然后又在中国的法庭上告，都没有结果。中国人以为在外国的法庭上告中国政府，就是敏感，就是卖国。那你为什么不去谴责政府诬告、打压一个个人？中国人老是包容、忍耐，不要反抗的教育。哪怕政府整你，那也是关心你，爱护你。平反了，昭雪了，那还是关心你，爱护你。从来没有把人当成第一生产力。 　 　

　　爱国不爱国，不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商业人员，增加就业，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那就已经是爱国了。而且，我搞汽车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爱国行业。我从来都有一个‘中华情结’。我把自己的汽车，叫做‘中华牌’，已经够爱国了。如果我把他叫‘美国牌’，那就不爱国。 　 　

　　当然，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说你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 　 　

　　中国的汽车工业不好搞，现在又已经错过了扩张的时机。很可惜的。 　 　

　　但我说我还有这个雄心，（如果企业还给我）我一颗螺丝，一块砖也不会搬走。把那些个下岗工人重新找回来，也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说，良好的愿望，也只能是愿望。我单相思，也是不行的。”　 　

　　晚上，开车送我回宾馆的时候，文森特?孙说：“说真的，国内有名的企业家我见过很多了，但是像老板这么爱国的，我还没见过。”　 　

　　我们的谈话结束，起身离开酒店，在门口等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洛杉矶这几天都在下雨，所以仰融随身拿着一把伞。在酒店门廊昏暗的灯光下面，在四周都是美国事物的环境下，仰融的剪影有着一些欧洲绅士的模样。不过，这种感觉仅仅是瞬间的。我突然间有些恍惚，这位明白地是中国人模样，说中国话，言谈间充满着中国智能、在两鬓稀落着一些白发的中年人，是那个一个曾经掌管着300亿人民币、叱咤中国汽车业、金融业的人物吗？ 　 　

　　如今，他的事业悬于一个未知结果的官司上。

　　尽管仰融一再在多次的场合中强调，他在美国依旧很忙，而且在采访中他对于自己的慈善事业很当一回事，但从一个中国人的简单判断上来说，突然被从繁忙的事物中抽离出来的空虚和寂寞，仰融也会有吗？ 　 　

　　我无从判断，因为仰融自己一定是不会承认的。 　 　

　　他从来是一个期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在市场的惊风骇浪中，他曾经的确掌握了。虽然今天，对他来说，他的掌握就是他的期待：期待谈判，或者，法官的判决棰声。